作者：慎海雄 季明 2004-7-31 1:39:13
出处： 中华工商时报
摘要：有人说，目前的上海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90年代初的香港和90年代末的硅谷的混合体。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似乎正在将巨大潜力化作现实。但在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
表们热议的焦点话题总少不了“上海为什么很少诞生本土的企业家。无论是福布斯或是胡润排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上，都鲜见上海籍企业家的身影
日前，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宣布，将其亚太区总部从新加坡迁至上海，通用因此成为首家将地区总部迁入中国内地的全球汽车生产巨头。
至此，设立在上海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管理性公司，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增加到69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281家进入上海。其中，166家在上海投资了837个项目，26家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设立了30个营业性机构，89家建立了上海办事处。
联想到一年前“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召开前，这本全球知名的财经杂志将上海称为“全球最具潜力的企业家城市，福布斯亚太地区副总裁威廉·爱德默普评价说，目前的上海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90年代初的香港和90年代末的硅谷的混合体。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似乎正在将巨大潜力化作现实。
可是，在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表们热议的焦点话题总少不了“上海为什么很少诞生本土的企业家。无论是福布斯或是胡润排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上，都鲜见上海籍企业家的身影。
民营企业家
“夹缝”中求生存
上海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盛产企业家的摇篮。但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成了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典范。一直到中共十五大以后，随着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上海充分发挥其区位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势，民营经济才得到实质性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民营企业出生伊始，就处于“夹缝状态：其外，左邻右舍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和江苏，一些原本适合民企成长的行业和市场早已被江浙等地的民企“大鳄纷纷抢占；其内，强势发展的国有经济和实力雄厚的外资经济不断做强做大，上海民营企业家在本土的生存空间显得局促。
来自上海市工商局的信息表明，2003年，上海民营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全年新增民企91556户，同比增长35．6％，增速为历年之最；全市私营企业的数量已超过29万户，在各类企业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为64．2％，同比增长8．2％；在个体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已接近350万人，占上海全市就业人员的1／3强。尽管在数量上获得高速的发展，但是在国企、外企和民企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在与江浙经济的互融与竞争中，上海的民企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大多数民企依然是“散、乱、小。
2002年，上海产品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仅79家，至2003年才突破100家；相比之下，浙江省早在2001年产品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250家，2003年更是达到1367家；2001年全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175家，江苏有49家，而上海仅有28家，2002年则降至22家。
作为私营企业的后备军和吸纳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上海个体经营户的数量也相对偏少，目前只有浙江和江苏的1／4左右。
与遍地国有大集团、外资大公司的实际相对比，上海民营企业在本地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目前，外资、合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和GDP已经占到上海经济总量的2／3，而民营经济只占11％左右的份额。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唐豪分析认为，上海国资、外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品牌也比较响，而且不少是基础性产业，民资在短时期内很难进入，需要寻找鼓励民资进入的新途径。近年来，上海加大了国资改革的力度，加快了国资调整和国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步伐。但有不少人士指出，上海的国资改革目前主要还是国企之间的相互参股和吸收外资参与，由于推出的国资“块头都比较大，本来就已弱小的上海民企只能作壁上观。
今年3月，上海第一个特大型国企的改制方案推出，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拿出核心产业约62亿元净资产，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最终，一家新的混合所有制的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90．11亿元，其中上海电气集团、宝钢集团和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国企占80％的股份，民企所占的20％股份均来自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外地企业。
从“冒险家的乐园”
到“CEO俱乐部”
日前在上海各大电视台热播的一则啤酒广告唱道：“世界其实很小，上海倒是个大舞台。这句歌词如果理解为上海是个“大舞台或许更加贴切———目前的上海，是适合已经成功的大企业家的城市，而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认为，上海没有产生企业家的原因在于上海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比较均匀的分布特征。50年来，上海经济一直以制造业为主，在这个背景下，她所需要的不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而是大量具有均匀的知识和技能、具有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实干的人以及高效的管理者。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城市建设似乎与国际上的大都市别无二致，但上海经济的角色与伦敦、巴黎、纽约之类的服务型、消费型城市大相径庭。
在张军教授眼中，在纽约代表城市活力的是那些最前卫的年轻人，如歌星、影星、艺术家、金融家和咨询师们，纽约仿佛是这些人的。“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感觉特别轻松；而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感觉很沉重。在上海的地铁里，你遇到的人，往往都是拥有高学位、特别是M BA的人。
但创新或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地与M BA联系在一起。相反，两者常常背道而驰。在制造业的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发现，创新很少在已有的大企业中产生。所以，在上海，缺乏创新或企业家精神似乎不难理解。
这个现象与上海的人力资本的均匀分布特征以及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关系甚著。在制药、机械、造船等成熟产业中，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被塑造成型，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自然没有给上海留下什么创新的空间。张军教授认为，制造业是一种“固定的体制，而创新和创业所需要的是“变化。
变化需要的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环境，而在“固定的体制里，受到推崇的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均衡的精神，个人价值得不到突出的表现，个人的创新精神也受到压抑。这意味着，创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体制外的、民间的、自发的活动，这种活动无法在“固定的体制内孵化生长。
今天的上海已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更像一个CEO的俱乐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上海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就使得上海的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都严格地带着“产业特征。
一大批优秀青年选择做风险较低但收入稳定的“白领，是上海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海传统文化有含蓄、内敛的特点，上海人聪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稳重的实干精神，却缺少敢冒风险的闯劲。这种文化传统促成了上海高级“白领辈出、“首领却难觅的状况。
在上海，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取收入高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创业激情。而在另一方面，上海投资渠道多元，许多有一定资产的人可以选择股市、楼市等进行投资，客观上造成创业资金的匮乏。
商务成本
过高的创业门槛
商务成本问题是近年来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已保持了连续11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大量外资和异地大企业的涌入，加上申博成功，使劳动力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成本迅速上升，进而使上海的商务成本逐年提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从中长期看，上海商务成本的较快增长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第14位，高于河内、曼谷和雅加达，与新德里相近；在国内，仅次于北京，高于深圳和大连。在房地产市场，上海的房价更是飙升到全国之冠。“这顶沉甸甸的冠军‘帽子’，吓退了不少投资和创业人士。上海大学一位专家直言不讳地说，“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不仅阻挡了许多希望来上海发展的科技精英，也让普通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上海致达集团董事长严健军认为，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确实是民营经济捕捉商机的好地方。比如，上海的社会治安等环境非常好，政府的信誉度高，海内外的信息在这里汇集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有10多万家外地企业将总部搬到这里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上海如此高的商务成本下，指望更多的本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快速成长，不大现实。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认为，外地企业“如果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的，最好不要到上海来，否则不会有出头之日。
根据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不断攀升的商务成本，特别是土地、厂房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昂贵价格，使民企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除房地产等行业外，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很低，没有多少资金用于产品研发或市场推广。
值得关注的是，过高的商务成本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经济带动关系变成彼此竞争关系。据落户沪郊嘉定的亚化科技公司反映，除土地成本外，上海有多项成本比周边高得多。如土建成本，嘉定每平方米约1000元，昆山为600元至800元，苏州为800元至900元。正因为如此，不少企业开始选择到上海周边城市投资。最近，亚化科技公司投资8000多万美元参股的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从嘉定迁移到了苏州。
不少经济界人士同时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商务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随着市政建设、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上海地价的继续上涨也很难控制。但是，商务成本不是不可以调控的。问题在于，商务成本应该如何调控才更合理和有效？
上海财经大学有关专家建议，政府应通过经济杠杆、产业引导、改善服务等手段，调控商务成本，促进商务效益的提高。当前，要从产业发展布局出发，对星罗棋布的郊区乡镇经济园区进行真正的整合，改变园区“小、
散、多的无序竞争状态，尤其要注意克服一些民营（私营）经济园区出现的“重引资、轻服务、“以数量换政绩的苗头，切实扶持那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国内外市场前景广的民营企业。同时，要多层次地开展企业职工
的社会保障，降低新办企业“硬成本中的社会负担比重；重新审定政府各项管理和收费制度，废止由政府主管部门所属中介机构执行的变相行政收费。抓紧制定上海市商务环境（成本和效益）测评的综合指标体系，把政府服务效率、政策透明度、企业商务支付成本、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要求等要素列入指标体系，定期公布。
政策“一视同仁”
企业家方可发展
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和公报中，至今没有把民营经济作为一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在区分民营与非民营经济上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上海市工商联的有关人士指出，虽然近年来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支持相比，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还不够。事实上，上海民营经济比周边地区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拓展空间。
在调查中，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上海政府部门的职能太“强大。不少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履行行业管理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有管理下属或归口企业的职能，在制定政策规范时，往往先考虑归口企业的利益。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者私下抱怨：政府部门开会征求意见时，很少直接听取民企的意见；好不容易被邀请与会了，也基本上是国企大老总们的声音。
民企与国企、外企的市场准入“门槛不一致，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呼声最大的问题之一。由于部门垄断经营，民营经济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近30个产业领域中存在一系列进入壁垒，尤其是基础建设、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在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进入也很少，呈现严重的投资结构不均匀状态。在一些社会服务方面，民企的待遇也明显低人一等。如上海民企用车的车牌必须参加竞拍，而外企按注册资本额度发放，国企则可以申请免费牌照。
上海市工商联有关人士认为，虽然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有所加大，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要求“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外贸等方面消除所有制差别，但由于政策规定在具体执行中的滞后性和限制，许多由地方部门制定、掌握的规章制度、实施办法、配套文件等仍然存在歧视性条款，民企进入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的“门槛尚未降低，获得技术资质认证的难度相对较大，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和贷款的数量普遍较低，获得有效信息的指导也相对较差。
不少经营者认为，上海许多由政府管理部门转化又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如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目前的服务依然是旧有的模式，基本没有在产业引导、技术资质提升等方面发挥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功能。在信息传递方面，这些中介组织依然偏重于传递政府自上而下的声音，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往往得不到重视。
在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的问题上，不少民企经营者认为，首先要在观念和认识上加以突破，不能继续以“宁国勿外、“重外资、轻民资的观念对待民营经济。江浙等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实践早已证明，民企与国企之间完全可以从此消彼长的关系变为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有经济也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效借鉴民营经济的成功之道，才能真正发展壮大，一味靠政策的呵护是持久不了的。对民企发展要“放胆、放心而不是处处设防。同时，要从立法规制、服务力度和权益维护上，尽快清除法律、政策、行政和技术等方面的障碍，让民企真正享受与国企、外企同等的待遇。民营经济的发展应列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应制定和公布民间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政策汇编，分发给民企。应该降低的准入“门槛要切实降低，尤其要防止某些垄断产业部门为捞取“垄断利润而随意抬高准入标准，出现对民营经济的“隐形门槛。
出处： 中华工商时报
摘要：有人说，目前的上海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90年代初的香港和90年代末的硅谷的混合体。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似乎正在将巨大潜力化作现实。但在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
表们热议的焦点话题总少不了“上海为什么很少诞生本土的企业家。无论是福布斯或是胡润排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上，都鲜见上海籍企业家的身影
日前，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宣布，将其亚太区总部从新加坡迁至上海，通用因此成为首家将地区总部迁入中国内地的全球汽车生产巨头。
至此，设立在上海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和管理性公司，被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增加到69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281家进入上海。其中，166家在上海投资了837个项目，26家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设立了30个营业性机构，89家建立了上海办事处。
联想到一年前“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召开前，这本全球知名的财经杂志将上海称为“全球最具潜力的企业家城市，福布斯亚太地区副总裁威廉·爱德默普评价说，目前的上海是20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90年代初的香港和90年代末的硅谷的混合体。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似乎正在将巨大潜力化作现实。
可是，在每年年初召开的上海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代表们热议的焦点话题总少不了“上海为什么很少诞生本土的企业家。无论是福布斯或是胡润排出的中国内地富豪榜上，都鲜见上海籍企业家的身影。
民营企业家
“夹缝”中求生存
上海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盛产企业家的摇篮。但在计划经济年代，上海成了中国国有经济发展的典范。一直到中共十五大以后，随着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突破，上海充分发挥其区位和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势，民营经济才得到实质性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民营企业出生伊始，就处于“夹缝状态：其外，左邻右舍是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和江苏，一些原本适合民企成长的行业和市场早已被江浙等地的民企“大鳄纷纷抢占；其内，强势发展的国有经济和实力雄厚的外资经济不断做强做大，上海民营企业家在本土的生存空间显得局促。
来自上海市工商局的信息表明，2003年，上海民营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全年新增民企91556户，同比增长35．6％，增速为历年之最；全市私营企业的数量已超过29万户，在各类企业总户数中所占比例为64．2％，同比增长8．2％；在个体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已接近350万人，占上海全市就业人员的1／3强。尽管在数量上获得高速的发展，但是在国企、外企和民企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在与江浙经济的互融与竞争中，上海的民企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大多数民企依然是“散、乱、小。
2002年，上海产品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仅79家，至2003年才突破100家；相比之下，浙江省早在2001年产品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就有250家，2003年更是达到1367家；2001年全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175家，江苏有49家，而上海仅有28家，2002年则降至22家。
作为私营企业的后备军和吸纳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上海个体经营户的数量也相对偏少，目前只有浙江和江苏的1／4左右。
与遍地国有大集团、外资大公司的实际相对比，上海民营企业在本地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目前，外资、合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和GDP已经占到上海经济总量的2／3，而民营经济只占11％左右的份额。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唐豪分析认为，上海国资、外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很大，品牌也比较响，而且不少是基础性产业，民资在短时期内很难进入，需要寻找鼓励民资进入的新途径。近年来，上海加大了国资改革的力度，加快了国资调整和国企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步伐。但有不少人士指出，上海的国资改革目前主要还是国企之间的相互参股和吸收外资参与，由于推出的国资“块头都比较大，本来就已弱小的上海民企只能作壁上观。
今年3月，上海第一个特大型国企的改制方案推出，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拿出核心产业约62亿元净资产，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上市。最终，一家新的混合所有制的上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90．11亿元，其中上海电气集团、宝钢集团和申能（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国企占80％的股份，民企所占的20％股份均来自广东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外地企业。
从“冒险家的乐园”
到“CEO俱乐部”
日前在上海各大电视台热播的一则啤酒广告唱道：“世界其实很小，上海倒是个大舞台。这句歌词如果理解为上海是个“大舞台或许更加贴切———目前的上海，是适合已经成功的大企业家的城市，而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认为，上海没有产生企业家的原因在于上海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比较均匀的分布特征。50年来，上海经济一直以制造业为主，在这个背景下，她所需要的不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而是大量具有均匀的知识和技能、具有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实干的人以及高效的管理者。
正因为如此，上海的城市建设似乎与国际上的大都市别无二致，但上海经济的角色与伦敦、巴黎、纽约之类的服务型、消费型城市大相径庭。
在张军教授眼中，在纽约代表城市活力的是那些最前卫的年轻人，如歌星、影星、艺术家、金融家和咨询师们，纽约仿佛是这些人的。“我走在纽约的大街上，感觉特别轻松；而走在上海的大街上，感觉很沉重。在上海的地铁里，你遇到的人，往往都是拥有高学位、特别是M BA的人。
但创新或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地与M BA联系在一起。相反，两者常常背道而驰。在制造业的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发现，创新很少在已有的大企业中产生。所以，在上海，缺乏创新或企业家精神似乎不难理解。
这个现象与上海的人力资本的均匀分布特征以及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关系甚著。在制药、机械、造船等成熟产业中，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被塑造成型，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自然没有给上海留下什么创新的空间。张军教授认为，制造业是一种“固定的体制，而创新和创业所需要的是“变化。
变化需要的是个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环境，而在“固定的体制里，受到推崇的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和均衡的精神，个人价值得不到突出的表现，个人的创新精神也受到压抑。这意味着，创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体制外的、民间的、自发的活动，这种活动无法在“固定的体制内孵化生长。
今天的上海已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更像一个CEO的俱乐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上海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就使得上海的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都严格地带着“产业特征。
一大批优秀青年选择做风险较低但收入稳定的“白领，是上海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上海传统文化有含蓄、内敛的特点，上海人聪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稳重的实干精神，却缺少敢冒风险的闯劲。这种文化传统促成了上海高级“白领辈出、“首领却难觅的状况。
在上海，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机会可以获取收入高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创业激情。而在另一方面，上海投资渠道多元，许多有一定资产的人可以选择股市、楼市等进行投资，客观上造成创业资金的匮乏。
商务成本
过高的创业门槛
商务成本问题是近年来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已保持了连续11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大量外资和异地大企业的涌入，加上申博成功，使劳动力和土地两大生产要素成本迅速上升，进而使上海的商务成本逐年提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认为，从中长期看，上海商务成本的较快增长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第14位，高于河内、曼谷和雅加达，与新德里相近；在国内，仅次于北京，高于深圳和大连。在房地产市场，上海的房价更是飙升到全国之冠。“这顶沉甸甸的冠军‘帽子’，吓退了不少投资和创业人士。上海大学一位专家直言不讳地说，“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不仅阻挡了许多希望来上海发展的科技精英，也让普通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上海致达集团董事长严健军认为，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确实是民营经济捕捉商机的好地方。比如，上海的社会治安等环境非常好，政府的信誉度高，海内外的信息在这里汇集等等。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有10多万家外地企业将总部搬到这里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上海如此高的商务成本下，指望更多的本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快速成长，不大现实。上海市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认为，外地企业“如果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的，最好不要到上海来，否则不会有出头之日。
根据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不断攀升的商务成本，特别是土地、厂房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昂贵价格，使民企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除房地产等行业外，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润很低，没有多少资金用于产品研发或市场推广。
值得关注的是，过高的商务成本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经济带动关系变成彼此竞争关系。据落户沪郊嘉定的亚化科技公司反映，除土地成本外，上海有多项成本比周边高得多。如土建成本，嘉定每平方米约1000元，昆山为600元至800元，苏州为800元至900元。正因为如此，不少企业开始选择到上海周边城市投资。最近，亚化科技公司投资8000多万美元参股的两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从嘉定迁移到了苏州。
不少经济界人士同时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商务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其合理性和客观性。随着市政建设、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上海地价的继续上涨也很难控制。但是，商务成本不是不可以调控的。问题在于，商务成本应该如何调控才更合理和有效？
上海财经大学有关专家建议，政府应通过经济杠杆、产业引导、改善服务等手段，调控商务成本，促进商务效益的提高。当前，要从产业发展布局出发，对星罗棋布的郊区乡镇经济园区进行真正的整合，改变园区“小、
散、多的无序竞争状态，尤其要注意克服一些民营（私营）经济园区出现的“重引资、轻服务、“以数量换政绩的苗头，切实扶持那些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国内外市场前景广的民营企业。同时，要多层次地开展企业职工
的社会保障，降低新办企业“硬成本中的社会负担比重；重新审定政府各项管理和收费制度，废止由政府主管部门所属中介机构执行的变相行政收费。抓紧制定上海市商务环境（成本和效益）测评的综合指标体系，把政府服务效率、政策透明度、企业商务支付成本、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要求等要素列入指标体系，定期公布。
政策“一视同仁”
企业家方可发展
在上海各级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和公报中，至今没有把民营经济作为一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在区分民营与非民营经济上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上海市工商联的有关人士指出，虽然近年来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支持相比，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还不够。事实上，上海民营经济比周边地区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拓展空间。
在调查中，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上海政府部门的职能太“强大。不少部门具有双重职能，一方面履行行业管理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有管理下属或归口企业的职能，在制定政策规范时，往往先考虑归口企业的利益。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者私下抱怨：政府部门开会征求意见时，很少直接听取民企的意见；好不容易被邀请与会了，也基本上是国企大老总们的声音。
民企与国企、外企的市场准入“门槛不一致，是民营企业经营者呼声最大的问题之一。由于部门垄断经营，民营经济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近30个产业领域中存在一系列进入壁垒，尤其是基础建设、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业，在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进入也很少，呈现严重的投资结构不均匀状态。在一些社会服务方面，民企的待遇也明显低人一等。如上海民企用车的车牌必须参加竞拍，而外企按注册资本额度发放，国企则可以申请免费牌照。
上海市工商联有关人士认为，虽然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有所加大，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要求“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外贸等方面消除所有制差别，但由于政策规定在具体执行中的滞后性和限制，许多由地方部门制定、掌握的规章制度、实施办法、配套文件等仍然存在歧视性条款，民企进入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的“门槛尚未降低，获得技术资质认证的难度相对较大，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和贷款的数量普遍较低，获得有效信息的指导也相对较差。
不少经营者认为，上海许多由政府管理部门转化又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如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目前的服务依然是旧有的模式，基本没有在产业引导、技术资质提升等方面发挥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功能。在信息传递方面，这些中介组织依然偏重于传递政府自上而下的声音，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往往得不到重视。
在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的问题上，不少民企经营者认为，首先要在观念和认识上加以突破，不能继续以“宁国勿外、“重外资、轻民资的观念对待民营经济。江浙等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实践早已证明，民企与国企之间完全可以从此消彼长的关系变为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有经济也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效借鉴民营经济的成功之道，才能真正发展壮大，一味靠政策的呵护是持久不了的。对民企发展要“放胆、放心而不是处处设防。同时，要从立法规制、服务力度和权益维护上，尽快清除法律、政策、行政和技术等方面的障碍，让民企真正享受与国企、外企同等的待遇。民营经济的发展应列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应制定和公布民间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政策汇编，分发给民企。应该降低的准入“门槛要切实降低，尤其要防止某些垄断产业部门为捞取“垄断利润而随意抬高准入标准，出现对民营经济的“隐形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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