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国软件落后印度的魔咒
(2004.12.20) 来自：CSDN
邹震
最近，来自印度的消息表明， Infosys这家拥有２.７万名员工的大型软件企业，上个财年的利润增长率竟然高达48/%，在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Wipro内，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更为可怕的是，Infosys和Wipro并没有止步不前，接下来，它们还要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并且，Infosys 和Wipro正在大踏步地进入国内市场。面对此情此景，对比国内最大规模不过两千人、平均增长率不过25%的软件企业，我们就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印度在软件业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真正的印度软件企业
真正的差距并不只表现在数字上，由于中印两国之间由于缺乏足够的交流，使得两国国民彼此之间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在绝大多数印度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上海再过几年就赶上孟买了。很不幸，这种荒谬的误解同样存在于中国对印度软件业的理解上。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印度软件企业都是一些外包型企业。发达国家下达需求以后，印度软件企业要么派人员过去，要么开始 “来料加工”，而事实上，这完全错了。以Infosys公司为例，Infosys公司已不再是一家外包公司了。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全套解决方案，在美国它已和IBM进行面对面地竞标了。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另一家正在崛起中的IBM。
正是因为这些错觉，才使得中印软件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印度实行的是全民学软件的策略，已经形成了印度理工学院居于最顶端、各大学居中间、NIIT 居于低层的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Infosys公司扩招5000名软件工程师，不是什么难事。反过来，从国内现有的软件人才储备来看，国内的软件企业要实现5000名工程师的扩招，一开始可能就是一场如托普软件一样的骗局。
中国软件业到底差在哪儿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2000年以来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就不难发现，从“十八号文”到“四十七号文”，政府给予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不可谓不丰厚；从软件园的建立到政府对国产软件公司的扶植，软件公司得到的优惠条件也不可谓不实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深入思考“中国到底差在哪儿”这个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造成中印软件业差异的有语言、人才结构、信誉体系、签证、外汇管制政策、人才成本、培训的系统性、培训生源、解决方案的多样性、销售门槛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深入下去，我们就不难发现核心的问题还是软件人才的教育问题。
从软件产业外部来看，印度人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全民学软件的热情上，还表现在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上。什么是良好的培养模式呢？受过良好培训的印度软件人精于英语，从事五年的软件蓝领依然心安理得，刻苦工作从而给已做过项目的项目经理留下良好印象，信誉体系自然而然地也就建立了起来。并且，由于不存在高级项目经理的短缺问题，高级项目经理人才也就没有了漫天要价的可能。进而，印度软件业由大量既精于技术，又具备非富行业经验的项目人才支撑着。试想，哪一个国家会拒绝本国的公司利用这些廉价、高效而实用的人才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由此可见，印度软件的签证率高也并非偶然的现象。
与之相反，国内的软件人才却无时无刻不为“三十岁现象”所困扰，由于望子成龙的文化氛围的存在，使得国内肯于埋头钻研技术的软件蓝领少而又少，这直接造成了国内拥有十五年开发经验的人如恐龙一般难寻。国内的软件公司更是在项目经理大量短缺的同时，却在刚刚招募到一些技术人员之后，就在大喊软件人才过剩。可以肯定的是，国内一个销售人员与一个技术人员的业务组合，其竞争实力远弱于印度软件企业的一名既掌握技术又精通行业的专才。可以说，各种层次的软件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着国内软件企业的竞争实力，而个体竞争实力不强，汇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软件业的羸弱。
反过来，如此羸弱的产业，又如何能号召更多的有为青年凭着一腔热血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这个产业。如此的软件公司，又如何能把解决方案做得如精细制造的产品一般花样繁多。又如何能冲破层层壁垒，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在美国的主要中等城市都建立起自己的销售办公室。北航软件学院的孙伟院长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谈超越印度软件业，已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重要的是要马上认清我们的不足之处，能跟上印度软件业的发展速度。要明白软件公司需要的不是豪华的办公室，而首先是掌握了软件技能的人才。”
几年以前，国内软件界曾在“起来，抵抗微软霸权”的呼唤中开始了开源运动的启蒙，而今天，面对着实力悬殊的印度软件企业的全面登陆，中国软件业界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深刻反思和积极的行动。北航软件学院的孙伟院长认为：“中国软件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在当前出台配套的、决断性的政策，以支持软件教育，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类似于软件学院这种新型软件教育模式的作用。”
(2004.12.20) 来自：CSDN
邹震
最近，来自印度的消息表明， Infosys这家拥有２.７万名员工的大型软件企业，上个财年的利润增长率竟然高达48/%，在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Wipro内，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更为可怕的是，Infosys和Wipro并没有止步不前，接下来，它们还要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并且，Infosys 和Wipro正在大踏步地进入国内市场。面对此情此景，对比国内最大规模不过两千人、平均增长率不过25%的软件企业，我们就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印度在软件业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真正的印度软件企业
真正的差距并不只表现在数字上，由于中印两国之间由于缺乏足够的交流，使得两国国民彼此之间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在绝大多数印度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上海再过几年就赶上孟买了。很不幸，这种荒谬的误解同样存在于中国对印度软件业的理解上。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印度软件企业都是一些外包型企业。发达国家下达需求以后，印度软件企业要么派人员过去，要么开始 “来料加工”，而事实上，这完全错了。以Infosys公司为例，Infosys公司已不再是一家外包公司了。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全套解决方案，在美国它已和IBM进行面对面地竞标了。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另一家正在崛起中的IBM。
正是因为这些错觉，才使得中印软件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印度实行的是全民学软件的策略，已经形成了印度理工学院居于最顶端、各大学居中间、NIIT 居于低层的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Infosys公司扩招5000名软件工程师，不是什么难事。反过来，从国内现有的软件人才储备来看，国内的软件企业要实现5000名工程师的扩招，一开始可能就是一场如托普软件一样的骗局。
中国软件业到底差在哪儿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2000年以来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就不难发现，从“十八号文”到“四十七号文”，政府给予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不可谓不丰厚；从软件园的建立到政府对国产软件公司的扶植，软件公司得到的优惠条件也不可谓不实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深入思考“中国到底差在哪儿”这个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造成中印软件业差异的有语言、人才结构、信誉体系、签证、外汇管制政策、人才成本、培训的系统性、培训生源、解决方案的多样性、销售门槛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深入下去，我们就不难发现核心的问题还是软件人才的教育问题。
从软件产业外部来看，印度人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全民学软件的热情上，还表现在良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上。什么是良好的培养模式呢？受过良好培训的印度软件人精于英语，从事五年的软件蓝领依然心安理得，刻苦工作从而给已做过项目的项目经理留下良好印象，信誉体系自然而然地也就建立了起来。并且，由于不存在高级项目经理的短缺问题，高级项目经理人才也就没有了漫天要价的可能。进而，印度软件业由大量既精于技术，又具备非富行业经验的项目人才支撑着。试想，哪一个国家会拒绝本国的公司利用这些廉价、高效而实用的人才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由此可见，印度软件的签证率高也并非偶然的现象。
与之相反，国内的软件人才却无时无刻不为“三十岁现象”所困扰，由于望子成龙的文化氛围的存在，使得国内肯于埋头钻研技术的软件蓝领少而又少，这直接造成了国内拥有十五年开发经验的人如恐龙一般难寻。国内的软件公司更是在项目经理大量短缺的同时，却在刚刚招募到一些技术人员之后，就在大喊软件人才过剩。可以肯定的是，国内一个销售人员与一个技术人员的业务组合，其竞争实力远弱于印度软件企业的一名既掌握技术又精通行业的专才。可以说，各种层次的软件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着国内软件企业的竞争实力，而个体竞争实力不强，汇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软件业的羸弱。
反过来，如此羸弱的产业，又如何能号召更多的有为青年凭着一腔热血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这个产业。如此的软件公司，又如何能把解决方案做得如精细制造的产品一般花样繁多。又如何能冲破层层壁垒，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中，在美国的主要中等城市都建立起自己的销售办公室。北航软件学院的孙伟院长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谈超越印度软件业，已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重要的是要马上认清我们的不足之处，能跟上印度软件业的发展速度。要明白软件公司需要的不是豪华的办公室，而首先是掌握了软件技能的人才。”
几年以前，国内软件界曾在“起来，抵抗微软霸权”的呼唤中开始了开源运动的启蒙，而今天，面对着实力悬殊的印度软件企业的全面登陆，中国软件业界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深刻反思和积极的行动。北航软件学院的孙伟院长认为：“中国软件业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在当前出台配套的、决断性的政策，以支持软件教育，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类似于软件学院这种新型软件教育模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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