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４－６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
“继”、 “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 “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3０多个。
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１９２２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１９２２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１９２８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３００多个。
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１９３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３５３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５５０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１９３５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２４００多个。同年８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３２４个，虽然在第二年的２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１１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３１５０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gongchandang统治区继续发展。gongchandang取得 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础，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５５５个。
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个，简化偏旁５６个，并废除４００个异体字。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２６１个字分３批在全国５０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１０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５１５个，简化偏旁减少为５４个。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２３次会议通过，３１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１４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１７５４个简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２２３６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１９６９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５０２个，除了６７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１９７４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２２４８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１０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 “窗”。１９７６年５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１０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１９７２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１９４６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１８５０个，其中有１３１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５３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９个。
南朝鲜：１９８３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９０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２９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４个。
二、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gongchandang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国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１、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方舟子《字源和汉字简化》一文）。
２、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４、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５、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６、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 “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尚且我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以后有兴趣再回答“gongchandang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简体字丑陋”、“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简体字使中国人变笨”、“简体字不能提高学字速度”等等这类极其可笑而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的指责。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
·方舟子·
简化字在大陆通行了三十多年，并没有人觉得引起了阅读上的混乱，却总有不用简化字的人来替我们担心，说是把“以后”的“后”和“皇后”的“后”并成一字就会乱套，在我指出这是杞人忧天之后，还有人举例说明的确引起混乱，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只要放到具体的句子中，就不会有歧义。脱离了句子，许多词组，不管是写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都可以有多重意思。
“立皇后”，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文，这种说法都是指“册立皇后”，没有人会把它读成“站在皇帝的后面”，古文中极少用“皇”表示“皇帝”，一般用“上”、“帝”，习惯的表达法应是“立于上后”、“立上之后”。
“后生”，毫无疑问只能是“晚辈”的意思，在现代文和古文中都不会用这两个字表示“皇后所生”或“皇后生产”。
“后爹”、“后娘”，也绝不会有“皇后的爹”、“皇后的娘”的意思，后一种意思的表达法是“后之父”、“后之母”。
至于“面条”的“面”和“面孔”的“面”合并，也不会引起混乱，不赘述。
简化字反对者挖空心思想出的例子是如此不济，所以我才敢说这纯属杞人忧天。
如果有谁能想出一个繁体字和简体字能读出不同意思的合乎习惯用法的现代文句子来，我愿意收回我的话。
用简体字写现代文是不会引起混乱的，写古文一般也不会混乱。“新语丝文库” 中的古文甚至古诗词都是以简体字为标准的，难道就跟繁体字版的读起来不一样？
再谈简化字
·方舟子·
有人从海外去了趟大陆，看到有用繁体字写的招牌，便欣然叹道：“大陆人民正在抛弃简体字。”有位港胞接到中国新闻社新设的万维网，发现用的是繁体字，也赞叹主持人心胸好宽广。他们都不知道，在大陆，凡是与港澳台同胞有关的场合，为了照顾同胞，使用繁体字是个沿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惯例，《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繁体版后来因为大陆留学生去提意见才改成简体的吗？这是跟“抛弃简体字”、“心胸好宽广”毫无关系的，倒可以说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者的自信，该用繁体时就用繁体，不
害怕被繁体取代。
这也可以说明在大陆并不强迫使用简体字。华国锋当主席后曾经推行试用第二套简体字方案，也仅仅是试行，并非强行。这一套方案也是从民间收集来的，有许多字从前和现在都在民间流行，民意基础是有的，但试行了几个月后就收回了，原因无非是：一、第一套方案已在大陆通行二十年，大家已经习惯，再创新不容易；二、简得太厉害，的确会造成识别上的混乱，如一个方框写小了是“口”，写大了是“国”，印刷体还好，手写可就不容易分辨了，想把常用的几千个汉字全简化成六笔以下是不实际的。这套方案的失败反衬了第一套方案（即今天大陆的用字标准）的合理，它的被收回也证明了简化字的推行从来不是强制的。
有人说，他不反对简化字，但是反对gongchandang“裁剪”简化字。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裁剪”是什么意思。本来一个字可能有几种简化写法，gongchandang组织专家对它们进行归纳整理，确定一种写法为标准在全国通行，如果这就是“裁剪”的话，我支持这样的裁剪，因为为了便于阅读，文字必须有一个通用标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制定词法、句法的标准，在大陆这个机构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它不仅简化汉字，而且废除异体字，从而使中国大陆有了用字标准。常用汉字不过五六千，但以前几乎每个字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大家熟知的“回”有四种写法），有的写法差别极大，相当于要记几万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常用汉字，徒然增加识字负担。 有人说“让市场来决定一切”，需知市场并非万能的，在文字上更是如此，一个字有几种写法，有时很难使所有的人都逐渐采用同一种写法，因此标准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的，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更需要有权威的整理。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统一了汉字字体，gongchandang简化汉字、消灭异体字，统一了汉字写法，这种“统一”都必须靠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来完成，也都是造福后代子孙的功德无量的大事。
还有人说，现在电脑普及了，使用简体繁体对于电脑都一样了。且不说现在中文打字速度仍然赶不上手写，即使有一天赶上了，电脑也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手写的。英文打字可谓迅速，美国的笔记型电脑也可谓普及，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用电脑作笔记的。难道为了保存繁体字，就必须剥夺汉字的手写功能？
还有的说，简体字破坏中华文化，因为古籍没法简化，用简体字就看不了古文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古籍可以转成简体字出版，而且一般不会引起阅读上的困难。中国大陆用简体字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中学语文课本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古文，也用简体字印刷，并没有因此就看不懂、没法教学了。更不必说为了保存古籍原貌，大陆还有一些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类的出版社专门出版繁体字版古籍，而会简化字的人，几乎都无师自通看得懂繁体字。
漏网的繁体字？
·方舟子·
国标字库中，似乎收了一些繁体字，比如“於”、“馀”、“乾”、“麽”、“雠”、 “徵”、“像”，好象就分别是“于”、“余”、“干”、“么”、“仇”、“征”、“象”的繁体字，有些人也喜欢用前者来代替后者。有的人可能会奇怪，国标收字不多，为什么会去保存这些繁体字呢？
其实这些字都不是繁体字，它们都属于现在中国大陆的标准用字，但是有特定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不能用它们来代替简化字。
“於”：读音为“乌”，是表示赞美的叹词，比如“於乎”、“於戏”。不能代替“于”。
“馀”：此字只用于人名和文言文，在用“余”可能引起混淆的时候，比如唐朝有个诗人叫“朱庆馀”，文言“馀年无多”（如果写作“余年无多”就有了双重意思。）
“乾”：读音“前”，用于“乾坤”、“乾隆”等。不能代替“干”。
“麽”：读音“磨”，只用于成语，如“幺麽小丑”。不能代替“么”。
“雠”：只用于“校对文字”这个意思，如“校雠”、“雠定”。不能代替“仇”。
“徵”：读音“只”，五音之一。
“像”：此字原来废除，后来恢复，基本上可与“象”同用（但“象牙”、“象征”不能写作“像牙”、“像征”），但在使用习惯上已与“象”有了分工，只局限于“图像”这一意思，如“画像”、“虚像”。
类似这种情况而国标漏收的还有两个字：一个是“了”的繁体，在读上声时简作“了”，在读去声时不简化，即“ＬＩＡＯ４望”不能简作“了望”。另一个字是“口罗”，原来合并为“罗”，后来又分出。这两个字都是在１９８６年的《简化字总表》中补进去的，那时候国标已制定好了。
国标倒是收了两个真正的繁体字，即“锺”“後”，这两个字已完全废除，为什么却还保存在国标中，真是天晓得。
有的软件（比如ＭＡＣ的“词汇”程序）的设计者有意用这些“繁体字”来代替对应的简体字，而那些大五码转国标码的程序也都不把这些字转成简化字，实在是一个会引起简化字使用者混乱的误会，比如我看到有人写“乾净”，总要误读成“ＱＩＡＮ２净”。每回《新语丝》校对，也都要花时间去改正这些“繁体”。希望能引起程序员们的注意。
汉字简化和字源
·方舟子·
一、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gongchandang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gongchandang当政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gongchandang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gongchandang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两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gongchandang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香港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二、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 “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４－６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
“继”、 “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 “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3０多个。
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１９２２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１９２２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１９２８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３００多个。
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１９３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３５３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５５０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１９３５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２４００多个。同年８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３２４个，虽然在第二年的２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１１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３１５０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gongchandang统治区继续发展。gongchandang取得 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础，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５５５个。
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个，简化偏旁５６个，并废除４００个异体字。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２６１个字分３批在全国５０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１０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５１５个，简化偏旁减少为５４个。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２３次会议通过，３１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１４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１７５４个简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２２３６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１９６９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５０２个，除了６７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１９７４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２２４８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１０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 “窗”。１９７６年５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１０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１９７２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１９４６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１８５０个，其中有１３１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５３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９个。
南朝鲜：１９８３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９０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２９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４个。
二、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gongchandang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国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１、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方舟子《字源和汉字简化》一文）。
２、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４、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５、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６、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 “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尚且我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以后有兴趣再回答“gongchandang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简体字丑陋”、“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简体字使中国人变笨”、“简体字不能提高学字速度”等等这类极其可笑而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的指责。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
·方舟子·
简化字在大陆通行了三十多年，并没有人觉得引起了阅读上的混乱，却总有不用简化字的人来替我们担心，说是把“以后”的“后”和“皇后”的“后”并成一字就会乱套，在我指出这是杞人忧天之后，还有人举例说明的确引起混乱，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只要放到具体的句子中，就不会有歧义。脱离了句子，许多词组，不管是写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都可以有多重意思。
“立皇后”，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文，这种说法都是指“册立皇后”，没有人会把它读成“站在皇帝的后面”，古文中极少用“皇”表示“皇帝”，一般用“上”、“帝”，习惯的表达法应是“立于上后”、“立上之后”。
“后生”，毫无疑问只能是“晚辈”的意思，在现代文和古文中都不会用这两个字表示“皇后所生”或“皇后生产”。
“后爹”、“后娘”，也绝不会有“皇后的爹”、“皇后的娘”的意思，后一种意思的表达法是“后之父”、“后之母”。
至于“面条”的“面”和“面孔”的“面”合并，也不会引起混乱，不赘述。
简化字反对者挖空心思想出的例子是如此不济，所以我才敢说这纯属杞人忧天。
如果有谁能想出一个繁体字和简体字能读出不同意思的合乎习惯用法的现代文句子来，我愿意收回我的话。
用简体字写现代文是不会引起混乱的，写古文一般也不会混乱。“新语丝文库” 中的古文甚至古诗词都是以简体字为标准的，难道就跟繁体字版的读起来不一样？
再谈简化字
·方舟子·
有人从海外去了趟大陆，看到有用繁体字写的招牌，便欣然叹道：“大陆人民正在抛弃简体字。”有位港胞接到中国新闻社新设的万维网，发现用的是繁体字，也赞叹主持人心胸好宽广。他们都不知道，在大陆，凡是与港澳台同胞有关的场合，为了照顾同胞，使用繁体字是个沿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惯例，《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繁体版后来因为大陆留学生去提意见才改成简体的吗？这是跟“抛弃简体字”、“心胸好宽广”毫无关系的，倒可以说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者的自信，该用繁体时就用繁体，不
害怕被繁体取代。
这也可以说明在大陆并不强迫使用简体字。华国锋当主席后曾经推行试用第二套简体字方案，也仅仅是试行，并非强行。这一套方案也是从民间收集来的，有许多字从前和现在都在民间流行，民意基础是有的，但试行了几个月后就收回了，原因无非是：一、第一套方案已在大陆通行二十年，大家已经习惯，再创新不容易；二、简得太厉害，的确会造成识别上的混乱，如一个方框写小了是“口”，写大了是“国”，印刷体还好，手写可就不容易分辨了，想把常用的几千个汉字全简化成六笔以下是不实际的。这套方案的失败反衬了第一套方案（即今天大陆的用字标准）的合理，它的被收回也证明了简化字的推行从来不是强制的。
有人说，他不反对简化字，但是反对gongchandang“裁剪”简化字。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裁剪”是什么意思。本来一个字可能有几种简化写法，gongchandang组织专家对它们进行归纳整理，确定一种写法为标准在全国通行，如果这就是“裁剪”的话，我支持这样的裁剪，因为为了便于阅读，文字必须有一个通用标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制定词法、句法的标准，在大陆这个机构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它不仅简化汉字，而且废除异体字，从而使中国大陆有了用字标准。常用汉字不过五六千，但以前几乎每个字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大家熟知的“回”有四种写法），有的写法差别极大，相当于要记几万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常用汉字，徒然增加识字负担。 有人说“让市场来决定一切”，需知市场并非万能的，在文字上更是如此，一个字有几种写法，有时很难使所有的人都逐渐采用同一种写法，因此标准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的，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更需要有权威的整理。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统一了汉字字体，gongchandang简化汉字、消灭异体字，统一了汉字写法，这种“统一”都必须靠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来完成，也都是造福后代子孙的功德无量的大事。
还有人说，现在电脑普及了，使用简体繁体对于电脑都一样了。且不说现在中文打字速度仍然赶不上手写，即使有一天赶上了，电脑也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手写的。英文打字可谓迅速，美国的笔记型电脑也可谓普及，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用电脑作笔记的。难道为了保存繁体字，就必须剥夺汉字的手写功能？
还有的说，简体字破坏中华文化，因为古籍没法简化，用简体字就看不了古文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古籍可以转成简体字出版，而且一般不会引起阅读上的困难。中国大陆用简体字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中学语文课本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古文，也用简体字印刷，并没有因此就看不懂、没法教学了。更不必说为了保存古籍原貌，大陆还有一些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类的出版社专门出版繁体字版古籍，而会简化字的人，几乎都无师自通看得懂繁体字。
漏网的繁体字？
·方舟子·
国标字库中，似乎收了一些繁体字，比如“於”、“馀”、“乾”、“麽”、“雠”、 “徵”、“像”，好象就分别是“于”、“余”、“干”、“么”、“仇”、“征”、“象”的繁体字，有些人也喜欢用前者来代替后者。有的人可能会奇怪，国标收字不多，为什么会去保存这些繁体字呢？
其实这些字都不是繁体字，它们都属于现在中国大陆的标准用字，但是有特定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不能用它们来代替简化字。
“於”：读音为“乌”，是表示赞美的叹词，比如“於乎”、“於戏”。不能代替“于”。
“馀”：此字只用于人名和文言文，在用“余”可能引起混淆的时候，比如唐朝有个诗人叫“朱庆馀”，文言“馀年无多”（如果写作“余年无多”就有了双重意思。）
“乾”：读音“前”，用于“乾坤”、“乾隆”等。不能代替“干”。
“麽”：读音“磨”，只用于成语，如“幺麽小丑”。不能代替“么”。
“雠”：只用于“校对文字”这个意思，如“校雠”、“雠定”。不能代替“仇”。
“徵”：读音“只”，五音之一。
“像”：此字原来废除，后来恢复，基本上可与“象”同用（但“象牙”、“象征”不能写作“像牙”、“像征”），但在使用习惯上已与“象”有了分工，只局限于“图像”这一意思，如“画像”、“虚像”。
类似这种情况而国标漏收的还有两个字：一个是“了”的繁体，在读上声时简作“了”，在读去声时不简化，即“ＬＩＡＯ４望”不能简作“了望”。另一个字是“口罗”，原来合并为“罗”，后来又分出。这两个字都是在１９８６年的《简化字总表》中补进去的，那时候国标已制定好了。
国标倒是收了两个真正的繁体字，即“锺”“後”，这两个字已完全废除，为什么却还保存在国标中，真是天晓得。
有的软件（比如ＭＡＣ的“词汇”程序）的设计者有意用这些“繁体字”来代替对应的简体字，而那些大五码转国标码的程序也都不把这些字转成简化字，实在是一个会引起简化字使用者混乱的误会，比如我看到有人写“乾净”，总要误读成“ＱＩＡＮ２净”。每回《新语丝》校对，也都要花时间去改正这些“繁体”。希望能引起程序员们的注意。
汉字简化和字源
·方舟子·
一、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gongchandang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gongchandang当政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gongchandang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gongchandang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两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gongchandang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香港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二、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 “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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