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7-30 14:56】 【曲力秋】 【】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这些曾经是朱鎔基学生的中年人。听他们在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起自己的院长，谈起在经管学院学习的日子，谈起毕业后各自不同的奋斗历程，这其中充满了激昂的理想、难以掩饰的自豪和对未来前景的坚定期望—这一切，让我产生了一种把它们如实写出来的冲动。
这是一群普通的、同时也是不普通的人，他们的感受、体会和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有的，但也有一些别致的东西蕴含其中。揭示这些东西，是这篇采访记录的真正意图。
我把采访对象限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4～1988年间的在校生中，这是因为：第一，从1984年4月朱鎔基任经管学院院长，到1988年赴上海任市长，相对于此后的岁月，这期间，朱鎔基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经管学院，他的学生们因而有更多的机会领略这位蜚声中外的共和国经济奇才的思想、风格和气度；第二，这期间在经管学院求学的学子，现在已是人到中年，具有比较广泛的人生阅历，他们的所思所想，无疑将真真切切地反映共和国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历程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发展前景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与一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导人物的思想、风格与气度有关。
第一篇 青春的梦想
大名鼎鼎的清华经管学院挂牌于1984年4月，它的前身是立于1979年的经济管理系。
这个让现今的学子们趋之若鹜的专业，第一次对外正式招收本科生是1980年，那是中国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年代，年轻人对经济领域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渴求。
80年代初期，经济管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字眼。
在历史悠久、强系如林的清华园里，经管学院的师资、设备和其他基础性条件都显得极为薄弱。然而，经管学院还是以其不可言尽的吸引力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年轻学生收至麾下。据清华经管学院原副院长董新保老师介绍，经管系第一、二届本科生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在全校位居第二和第三，此后历届新生录取分数都位居全校第一。
原研85班学生，现为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回忆说，1985年，他参加经管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能容纳1000多人的主楼报告厅居然坐满了考生，而那一年，经管学院只招收60名研究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竞争？
是什么吸引了这群学生？
原81级本科生、现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回忆道：
“那年填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本来是想填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儿，那时我并不知道清华还有一个经济管理系，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最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人才而是管理人才，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偏远地方的年轻人看来，毕业后能当个厂长经理，就挺是个人物了。”
原研86班学生，现搜房资讯有限公司总裁莫天全回忆说：
“我是在华南工学院读的本科，毕业后被分到天津机械部第五设计研究院，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于是就想如果能在一定的管理岗位上，我的才能会得到更大的发挥。于是就决定去学习管理专业。”
原81级本科生、现为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杨宏儒道：
“我们进校时，年龄都不大，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但有一段时间，大家好象在进行着某种训练，同学之间见面就象领导同志们见面一样，不提对方的姓氏，直接叫某某同志，譬如我，就经常被同学们叫做‘宏儒同志’。”
“当时经管学院招了一批干部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现在已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我们就经常去找他们聊天，应该说在这种氛围熏陶下，每个人都充满了野心和欲望 ，但具体做什么却未必想得很清楚。”
当年的经管学院，出人头地的想法缠绕着很多人。可以想像，这样一群充满了野心和欲望而又略显幼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其言行难免会有些令人惊骇，这让一向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老师们颇费了一番苦心。李山至今还记得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的教诲：做英雄主义很好，但是不能光想个人英雄主义，要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鸭子专业
清华是一所崇尚科学、严谨的学校，有人说清华人务实、执着有余而灵活、创造性不足。清华的很多毕业生在回忆自己的求学时代时，都说那是一段非常压抑、辛苦的岁月，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做实验、写实验报告，学习的压力非常大。
除此之外，同学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每逢考试结束，大家就会暗自比较，看谁的考分高，然而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心理尚不十分成熟的年轻人的自信心显然时时都要经受着烈火般的考验。
同其它系相比，经管学院的气氛要显得宽松、自由许多。
专业的跨学科特性，使学院在培养学生时，有别于其它系那种塑造单纯的工程师式的模式，在强调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亦把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对于那些兴趣广泛、求通识求实践的学生有着十分强的诱惑力。
有人把经济管理工程专业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还会飞，但又不能象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好处，海陆空无所不能，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经管学院毕业生的特点。
学自动化出身的李治平后来说：
“1985年考入经管学院后，感觉比以前轻松了很多，能够有时间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当时又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参与了国家决策部门有关政策的论证和规划，这对我们十分有帮助，加上学院的领导、老师们非常积极地为我们争取各种各样的出国进修学习的机会，譬如我还没有毕业，学院就派我到香港理工大学进修，这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思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除此之外，一些同学还寻找机会在实践中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李山回忆道：
“上大学时，我一直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清华能够做到，但行万里路却谈何容易，我那时助学金只有14元，家里每个月寄给我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这样的经济状况能够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谈买车票旅游了。”
穷则出奇想。
李山和同学们就给当时的自行车厂写信，自荐当他们的广告推销员。结果，他的建议获得了二十几家自行车厂的积极回应。最后李山选了鞍山梅花牌自行车。
就这样，李山联合四名同学，骑着自行车，打着清华大学的牌子，开始了行万里路。
十几年后，李山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自豪地说，他是大学生中最早“经商”的一批人。
当年的经管学院，就是这样以它清新、独到、进取和求实的风格，给似乎有点郁闷、单调、刻板的清华园带来了青春的活力。
第二篇 学生与院长
“偏心”的院长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朱钅容 基。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朱鎔基以铁面无私著称。1998年他在江岸大堤上对“豆腐渣工程”的厉声痛斥至今还回响于人们的耳边。在很多人眼里，他似乎待人严厉而缺少温情。原经管学院副院长董新保教授回忆说，“朱鎔基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批评起人来不得了，我和他接触很多，有时他当着我的面批评他的部下，我不好意思听，只好躲到屋外去。”在董新保的记忆中，朱鎔基只有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说有笑。
学生们何以能够得此好运？这很难说是朱鎔基的偏心，而是特殊的师生关系让他们之间自然地显现出让人羡慕不已的温情。而他的学生们也从朱鎔基对学生的“非常人待遇”中体会到很多难以言传的感觉。
他的学生、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说，他第一次听朱钅容 基做报告，就对他非常地钦佩，“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不是因为他的官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卓越不凡，他讲话非常有条理而且极为敏锐，说起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如数家珍、张口就来。老师们都说，你要让朱院长讲话，只要告诉他讲多长时间就行了，不需要让他写讲话稿。他讲话从来不用讲话稿。”
办实事的院长
在李治平的眼里，朱鎔基不仅有能力、口才极佳，而且是一位办实事的人。
“我记得当时干部研究生班有一位来自重庆钟表公司的学生，读的是全脱产在职研究生，按规定原单位应该给他发工资，但他的单位说他是全脱产学习，就不给他发工资。他在万般无奈之下，给朱鎔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只是想和您说说这件事，不指望您能帮多大忙，因为您在北京，我在重庆，这事儿您肯定是管不着。’朱鎔基看了这封信后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我还真是帮得了忙’。后来，他真是找重庆的有关人士协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作为朱鎔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它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那时朱鎔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
后来，朱鎔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的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现在说起这事来，仍面露愧意，“我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现在我能理解了，真是很难为他。”
尽管朱鎔基没有时间尽一个导师的职责，但他还是尽力为杨宏儒提供一些增长见闻、锻炼能力的实践机会。杨宏儒回忆说：
“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去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把我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我们一起研究上海市工业状况。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各种产业、企业应该怎么搞都是很清晰的，那时都还是国有企业，好象怎么做都是一大堆矛盾，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能拿出些东西来，对他能有所帮助，但可能是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写出的东西比较表面化，有些东西过于抽象或是追求一种模式，不是特别符合实际应用。虽然最后也写出了一大摞的研究报告，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看不进去。”
杨宏儒现在重温此事仍不无遗憾地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诲人不倦的院长
对于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来讲，朱钅容 基对他的教诲则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刚刚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出国项目的李山，走到朱鎔基面前，告诉他自己将去美国留学，朱鎔基问：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李山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鎔基叮咛道。
“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李山说。
“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朱鎔基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李山开始认真求教。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朱钅容 基说，随后，朱鎔基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然后又补充道：“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老师一席话，学生一世书。在中国，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简单明了。
李山没有忘记朱院长的话，在美求学期间他先后选修了6个专业（美国博士一般只要求学两个专业），1998年李山又辞去收入丰厚的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的职务，回国创建投资银行，此乃后话。
学生和院长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 。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能说出一个这样的故事。
第三篇 桃李满天下
水木清华，人才辈出。多少年过去了，朱院长当年那些风华正茂、豪气冲天的学生们，如今已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政府机关，在运筹帷幄的商场，在新思想不断涌现的科研院校，在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显现出栋梁般的分量。
杨宏儒：临危受命 执掌新四通
杨宏儒，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经管学院92届博士毕业生。
作为朱鎔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对此似乎刻意保持低调。毕竟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过多地炫耀某种经历、某种关系，会被人看作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杨宏儒是1981年考进经管学院的，在这里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才不过八年呢”，而他在经管学院共学习了11年。
他的同学中，大部分出了国，杨宏儒本来也是有机会出去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与西德科隆大学的合作计划被对方取消，杨宏儒从此再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否则，以他的才华，考个什么托福、GRE绝不是什么大问题。
杨宏儒也没有去政府机关。
他毕业的1992年，市场经济的概念刚刚注入人们的头脑中，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四处晃悠，民营经济远不如现在这么红红火火。可能是在学校里呆的太久的缘故，杨宏儒总觉得“机关里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是挺一致的，都属于那种很正规的教育”，加上他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变换一下环境，体会一下实际生活中的经济运作是怎么回事，杨承认。那时在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有一种很强的念头，“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只不过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的价值会更能体现出来。”
就这样，他进了四通。当时四通正准备在香港上市，各方面状态都很好，杨宏儒被那种蒸蒸日上的形势所鼓舞。
他先是被派到公司下面的一个小部门卖电阻，8毛钱买进，1元钱卖出，这样进进出出，为公司赚了不少的钱。然后到稍微大一些的部门，然后再到更大的部门，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他所工作过的部门的业绩都非常之好。直到现在他最得意的一句话还是：“给我一个business , 我就能给你赚钱。”
1995年，独撑四通大半江山的打字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此时，四通在PC、商用机器、电工产品上三线出击，结果，只有杨宏儒负责的电工产品成了气候。杨宏儒1996年接手电工本部，1997年销售收入净增40%。
等杨宏儒意识到自己为之付出诸多心血的公司难以象从前那样再现辉煌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然而，此时他对四通，除了铁定的工作关系外，还多了一层难以割舍的感情因素。
据说，杨宏儒的浮出，首先来自于他的业绩。此外，他的管理背景也为四通人特别是股权投资人和贷款方看好，因为原四通集团的管理层多为技术出身。
杨宏儒对于他出任新四通总裁后一些新举措的自我评价，十分低调，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杨宏儒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必要逞一时之勇，做一些貌似轰轰烈烈的事情，好象本人一上台就怎么怎么样，中国这么多年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当时看起来他们都是很有思路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对于四通今后的发展，杨宏儒说，四通今后会着重开发那些由互联网有关技术带来的新型应用产品。
姜旭平：一只会生蛋的母鸡
姜旭平，清华经管学院教授。经管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生。
姜旭平毕业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很多部委都急需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以姜的专业和学识，若想选择当时最受毕业生青睐的国家机关或出国深造应该是不成问题。但他却留在学院，做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
原因很简单，当时学院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缺少象他这样受过系统的经济管理方面训练的教师。他至今还记得学院领导挽留他时说的那番话：“你若是出去工作，你可能会成为一只公鸡，公鸡是斗士，但你若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只母鸡，母鸡可以生蛋。”
因为这番话，姜旭平留在了学院，并且一做就是16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大学教师的职业平淡而辛苦，但姜旭平却兢兢业业，把极凡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多年潜心而扎实的研究，为姜旭平打下了丰厚的专业功底，使他对新技术新经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李治平：轻易不言败
李治平，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经管学院88届硕士毕业生。
不知何故，经管学院毕业生中经商者，大多是在国内外大公司做职业经理人，真正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的为数不多，李治平是其中的一个。
1992年，李治平去光大公司之前，已经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的国际贸易金融，由于认识到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很难在该领域有所造诣，李治平便辞去了清华大学的工作，应聘到光大公司外汇部。
在光大期间，李治平对有关国家经济运行的宏观政策有了很多的了解，对外汇业务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也逐渐熟悉。但后来，他发现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个人的作用很难发挥，一些对公司有益的想法也很难付诸实践，李治平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
1995年6月，李治平用几个朋友凑起来的200万资金，成立了现在的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主营PC销售业务。
公司最初只有李治平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发展到现有20多人，用李治平自己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小公司”。
小公司自有小公司的难处，过去在光大，行必乘飞机，住必星级宾馆，接触的人都是大机构的。对于象税务局和工商局这样的部门，公司有专门的机构来对付。现在不同了，派出所、街道以及工商税务全得自己应付，有时候明明知道对方是存心为难，也要硬着头皮应付。
对此，李治平想得十分明白，“你是企业家，你是在白手起家经营一个企业，因此不管你受的教育多么高，在这些事情上，你和那些卖茶叶蛋的没什么区别，对于这种现实，你必须接受。”
最让李治平感到头痛的，倒是人才问题，“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你的企业比较小，所以，能干的人就不愿意来，企业发展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但李治平还是把公司一点点做起来了，1999年，他的王子电脑被中关村评为十大知名品牌。
李治平很清楚，他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容乐观。一方面，PC市场赢者通吃，象联想集团，1999年它的市场占有率是17%，2000年是27%，今后这个比例可能会越来越高，东方人的从众心理，使他们在购买产品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市场上位居第一的产品。这样就会对其它PC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另一方面，PC市场的门槛又很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随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
针对这种情况，李治平说，他会为公司引进更多的人才，加大公司的科技含量，并寻求与其它机构合作的机会。
谈到未来，不事张扬的李治平说，他不能肯定他的公司会做到多大，但他是个轻易不言败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仍会选择从零做起”。
李培育：做事比做官更重要
李培育，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经管学院1987年硕士毕业生。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李培育是唯一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颇为令人羡慕：32岁被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35岁被提为主任（正局级），眼下又在河南省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部门—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挂职锻炼。尽管很多人看好他的前途，但在他看来，做事比做官更重要。
李培育所在的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重要脑库，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建议。1987年，该中心有一个涉及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课题，是与经管学院合作开展的。当时，李还是经管学院的研究生，他与班上的七、八位同学一起，共同参与了这个课题。后来，研究有了进展，他也被研究中心相中，就这样毕业后，李培育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
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快就崭露头角。
1988年，国内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
李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写了一篇《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的文章，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看了这篇文章后，专门把他请去，倾听他的相关分析和建议。
最能体现李培育研究成就的是，1990年他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完成的关于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途径的报告。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学术界比较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出八五计划的思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如果报告的基调太低，就会失去进取性，另一方面如果基调太高、脱离实际，和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十分的吻合。为此，李培育苦思冥想，把自己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专心研究专心写作，报告出来后，很受好评，并荣获当年的经济学最高奖孙冶芳经济学奖。
李培育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但随着他在研究方面的不断深化，他担任的行政职务也越来越高。1995年，李培育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升为信息中心副主任，1998年，又被提升为主任。这期间他在行政工作方面的潜力也日益显露出来。
李培育担任信息中心领导工作期间，正赶上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而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甚了解的时候，李敏锐地意识到提高信息化水平，对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重要性，他把信息服务和网络建设作为信息中心的工作重点来抓。1996年，他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通了一条上网专线，从而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第一个上网的政府部门。李对网络资源的重视后来很快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要求几个部门随时上报国外的动态，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因为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而完整地获取大量信息，据此写成一篇篇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上交中央，为中国防范金融危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尽管李在事业上业绩卓著，但他不忘充实自己，他曾先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和攻读MPA硕士学位。现在，在河南省政府发展计划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职务的他又开始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来自社会人文学科的专家型人才相继进入行政管理岗位，俗称“踏入仕途”，李培育也是其中之一。人们对这些专家型的官员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的学识和视野，无疑会帮助他们在施政之时本能地寻求开拓和创新之举，而这正是处在市场化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想必李培育也不会有负重望。
第四篇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据统计，清华经管学院84—88年在校生中，至今旅居海外的超过半数以上。以杨宏儒所在的81级本科生为例，全班31人，留在国内的只有6、7人。而学院第一届本科生（80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班31人，留在国内的仅有2、3人。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毕业时，正赶上出国热的浪潮掀起第一个巨浪，或许是因为他们比那些经历过文革、有过工作经历的前几届毕业生更年轻，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充满了探求的欲望。
不管怎样，这样的统计数字多少有些令人扼腕，以至于经常以自己的学生自豪的朱鎔基也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不知是被院长的这一声轻轻的叹息所震撼，还是被祖国经济急升所创造的发展机会所吸引，飘泊海外的学子们，一个个收拾起行装，带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念头回来了。
李山：我会回来的
李山，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业务负责人，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朱鎔基问。
李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总理问这句话的时间，那是1997年2月25日。那天下午，担任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李山，陪同由总裁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鎔基。
当走在最后的李山站在朱鎔基面前的时候，朱钅容 基问了上面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措手不及的李山有些慌乱地说：“会回来的。”
朱钅容 基似乎看出了李山的尴尬，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责备你。”
宾主依次入座后，朱鎔基继续发问：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认真地说。
李山，1986年赴美求学，199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担任世界著名的信用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外汇衍生交易经理、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纽约总部中国经济学家、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高盛国际公司（欧洲）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从1994年起，李山经常在美国的《商业周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等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文章，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政策取向的研究和准确判断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还在1996年初，李山就有了回国创建投资银行的愿望，此次与朱院长的会晤更是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
1997年4月，也就是李山向朱总理承诺“会回来”后的两个月，在清华经管学院报告厅，一份由李山起草的利用海外金融人才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经赵纯均副院长交给朱鎔基总理。
一年以后，已调往伦敦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借朱鎔基总理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当面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并力陈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重要性。
几天以后，李山受到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专门邀请，从伦敦飞往北京。陈元带给李山信息是：朱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
李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伦敦向高盛公司老板提出辞职，就被留在北京，担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的学长陈元亲任组长。
经过50多天的紧张工作，一份由筹备组共同起草、由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到国务院。
李山的理想似乎快要变为现实了。
此时，他所在的高盛公司宣布了上市计划，如果他不选择辞职，就意味着他可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但是，他还是在高盛亚洲总部正式签署了辞职书。那一刻，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在他准备全身心地效力于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时候，一场被历史上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亚洲主要的国家，公司的筹建工作立刻陷于停顿。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出台，明文规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业经营，由此，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成了问题，投资银行筹备工作完全停顿。
虽然李山创建投资银行的梦想未能成真，但他的目标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不会半途而废，如果我不能把我的聪明才智用于为国家服务，那实在是有负天意。”
莫天全：学做成功的商人
莫天全，搜房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88届经管学院硕士毕业生。
莫天全远去美国之前，曾参加过中国政府产业组织政策课题组，其研究成果获当年孙冶芳经济学奖，这是国内最高级别的经济学奖。除此之外，他还在《管理世界》等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而那时他的年龄不过是24、25岁。
但莫天全还是决定出国，他并不讳言当时的出国热浪潮对他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并且，在他看来“这个地球上有两块大陆是不能忘记的，一块是中国大陆，一块是美国大陆，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大陆的优势充分发挥的话，一定会为自己做事情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991年，莫天全接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邀请，远渡重洋，赴美攻读经济管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求学期间，莫天全读书读得十分辛苦，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超负荷的劳作，使得他能以最好的成绩通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但是他并没有做完博士论文，就离开学校，参加道琼斯公司Teleres的组建工作。这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在线。从最初的市场分析到后来的融资再到后来把整个在线建立起来，莫天全几乎参与了其中的全部过程，这当中他学到了“无穷无尽的东西”。
美国的在线业务建立起来以后，莫又开始开辟亚洲的市场，他的背景以及他在Teleres筹建期间的业绩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中国董事总经理。
莫天全说他属于“骨子里流着创业者血液”的那种人。
还在第一次回国探亲期间，他就在他的老家桂林成立了一家合资酒厂，由于缺少经验，加上返美后没有人继续经营，酒厂很快倒闭。在美读书期间，他又先后成立了两家公司，从贸易到咨询几乎什么都做过。但他不敢说那时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道琼斯工作了三年，莫天全不安份的本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他辞去收入颇丰的职务，创建了搜房资讯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已融资1000万美金，并于1999年年底起，通过一系列的商业操作，把香港、台湾最大的房地产网站归为麾下，其后，又直接投资北京、上海，并在天津、重庆、成都、沈阳等七个城市，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开辟了当地的市场，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大中华区房地产网站中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
莫天全说，房地产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所有的好机会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
方星海：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方星海，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方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的一个朋友在看完了我采访方星海的录音整理之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淡淡地一笑。采访方星海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爱我中国”、“报效祖国”之类的字眼，有时候，抵挡不住我的再三追问，他会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我一直想回来。”
这样的回答在我以前采访海外归国留学生的经历中极为少见。方的平和与淡定让我觉得如果我用过于夸张的字眼来形容他，倒显得有些矫情。然而不管怎么说，旅美12年却始终没有申请绿卡，如果不是一种非凡的信念在支撑自己，恐怕难有这样的抉择。
1993年，在美苦读7年的方星海获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此时，从未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的方星海却并不急于回国，因为在他看来“只在学校学习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国，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
方星海在众多报酬优厚的公司中选择了世界银行。
他说，“世界银行侧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虽然我不能直接做中国业务（世行的规定），但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了解中国。”方在世行期间做过很多关于印尼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并为印尼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研究使方看到，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具有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政治稳定、储蓄率高、重视教育等等，方回国工作的愿望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定。
1998年，在世行工作了5年的方星海收到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一封电子邮件，问他是否愿意回国。而此前两年方星海就开始在国内找单位，只是苦于难以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而未能如愿。
方星海和周小川谈了几次，“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
就这样，方星海回来了。
方星海回国后不久就参与组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公司。由于美国在90年代初曾搞过资产管理公司，他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在整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设计、运作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后，方星海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债转股方面。其中，国内第一例债转股项目、由建行牵头的梅山钢铁公司17亿的债转股就是方星海亲自做的。方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国内机构之间的运转关系、财务的运作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让方星海感到欣慰的是，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一方面梅山钢铁公司把一部分贷款转成股份后，企业因为不用还利息，现金流有很大的改观，这样运作一段时间，企业投产的设备开始发挥效益，企业也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另一方面，企业的效益回升以后，建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也会受益，原来的不良贷款经过这样的转换，变成了一份优良资产。
在建行工作了两年，方星海觉得自己对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保险和证券业务还很陌生，方想扩大自己对国内证券市场的接触，就进入了刚刚成立的银河证券公司。
对于时下很多留学生的“来来往往”，方星海说，最关键的是要有长远的打算，如果仅抱着回来试试看的心态，就不会下决心去熟悉这个环境，去结交这里的朋友。
方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机构不是很规范的组织结构，在国外的机构中，一个外国专家进去以后，能够很快地发挥作用，因为在他们的机构里，上下级关系很明确，每个人的职责都规定得十分清楚。而在国内机构里，一个副总裁可能很有作用，另一个副总裁可能一点作用都不起。所以一个新人进来之后，如果没有长期的打算，不去建立周围的人脉关系，就很难摸到头绪。
回国两年，方星海的感觉非常好，他说：“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孙健：打造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孙健，中国e商网董事总裁，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高级副总裁。经管学院87届硕士生。
1989年底赴美求学的孙健，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也是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但美国人重应用轻理论的风气让孙健很快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纯粹私有制、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里，大家最关心的不是研究宏观经济、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是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公司搞好。“政府决策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显得有力度，而在一个高度私有化的国家里则显得十分苍白。”
孙健走的似乎是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专业由经济学换成工程管理，求学地点也由芝加哥大学换成斯坦福大学，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他曾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有过5年本科的学习经历。
美国人才市场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使孙健在获得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收入不菲、又很轻松的工作—他被留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工作。
1994～1995年，美国互联网风生水起，孙健认准了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并且深信，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完全有可能在科技发展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后来居上。1996年，孙健和曾是经管学院的同班同学曾强一道，回国创建实华开。
或许是互联网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些超前，或许是孙健们并未能找到中国企业之所急，总之，在创建实华开的最初阶段里，孙健感到困难重重。“你去建议企业上网，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健由此认识到，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普及互联网的有关知识，那些操之过急的做法只能让企业家们觉得隔靴搔痒。
孙健于是又回到硅谷，他想更深刻地体验一下硅谷精髓之所在，进而寻找到一条能够把硅谷的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相结合的途径。这期间，他编写了《信息家具时代—技术、应用、对策》一书，供国内高校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教学之参考。
1999年，互联网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孙健和曾强等人当初一起创建的实华开公司，在他离开的这3年里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被国内互联网事业欣欣向荣的形势所吸引，孙健再一次回到中国。
回国一年多，孙健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能使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所领导的中国e 商网就是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联合国内最具实力的传统行业巨头—江苏大亚集团、牡丹江水泥集团以及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优秀企业，共同组建的中国城市间的电子商务营销联盟体。其宗旨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全国形成1000个城市的电子商务连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企业的优势和需求，帮助那些还没有找到适用于自己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企业，实现电子商务的梦想。
孙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在5年之内把中国e商网做成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成为世界信息强国，而我又能够很自豪地说，我参与、设计、实施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那我将毕生无憾。”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这些曾经是朱鎔基学生的中年人。听他们在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起自己的院长，谈起在经管学院学习的日子，谈起毕业后各自不同的奋斗历程，这其中充满了激昂的理想、难以掩饰的自豪和对未来前景的坚定期望—这一切，让我产生了一种把它们如实写出来的冲动。
这是一群普通的、同时也是不普通的人，他们的感受、体会和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有的，但也有一些别致的东西蕴含其中。揭示这些东西，是这篇采访记录的真正意图。
我把采访对象限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984～1988年间的在校生中，这是因为：第一，从1984年4月朱鎔基任经管学院院长，到1988年赴上海任市长，相对于此后的岁月，这期间，朱鎔基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经管学院，他的学生们因而有更多的机会领略这位蜚声中外的共和国经济奇才的思想、风格和气度；第二，这期间在经管学院求学的学子，现在已是人到中年，具有比较广泛的人生阅历，他们的所思所想，无疑将真真切切地反映共和国20年经济改革和发展历程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发展前景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与一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导人物的思想、风格与气度有关。
第一篇 青春的梦想
大名鼎鼎的清华经管学院挂牌于1984年4月，它的前身是立于1979年的经济管理系。
这个让现今的学子们趋之若鹜的专业，第一次对外正式招收本科生是1980年，那是中国刚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年代，年轻人对经济领域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渴求。
80年代初期，经济管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字眼。
在历史悠久、强系如林的清华园里，经管学院的师资、设备和其他基础性条件都显得极为薄弱。然而，经管学院还是以其不可言尽的吸引力把那些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年轻学生收至麾下。据清华经管学院原副院长董新保老师介绍，经管系第一、二届本科生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在全校位居第二和第三，此后历届新生录取分数都位居全校第一。
原研85班学生，现为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回忆说，1985年，他参加经管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能容纳1000多人的主楼报告厅居然坐满了考生，而那一年，经管学院只招收60名研究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竞争？
是什么吸引了这群学生？
原81级本科生、现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回忆道：
“那年填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本来是想填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儿，那时我并不知道清华还有一个经济管理系，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最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人才而是管理人才，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偏远地方的年轻人看来，毕业后能当个厂长经理，就挺是个人物了。”
原研86班学生，现搜房资讯有限公司总裁莫天全回忆说：
“我是在华南工学院读的本科，毕业后被分到天津机械部第五设计研究院，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于是就想如果能在一定的管理岗位上，我的才能会得到更大的发挥。于是就决定去学习管理专业。”
原81级本科生、现为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杨宏儒道：
“我们进校时，年龄都不大，也就是17、18岁的样子，但有一段时间，大家好象在进行着某种训练，同学之间见面就象领导同志们见面一样，不提对方的姓氏，直接叫某某同志，譬如我，就经常被同学们叫做‘宏儒同志’。”
“当时经管学院招了一批干部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现在已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我们就经常去找他们聊天，应该说在这种氛围熏陶下，每个人都充满了野心和欲望 ，但具体做什么却未必想得很清楚。”
当年的经管学院，出人头地的想法缠绕着很多人。可以想像，这样一群充满了野心和欲望而又略显幼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其言行难免会有些令人惊骇，这让一向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老师们颇费了一番苦心。李山至今还记得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的教诲：做英雄主义很好，但是不能光想个人英雄主义，要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鸭子专业
清华是一所崇尚科学、严谨的学校，有人说清华人务实、执着有余而灵活、创造性不足。清华的很多毕业生在回忆自己的求学时代时，都说那是一段非常压抑、辛苦的岁月，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做实验、写实验报告，学习的压力非常大。
除此之外，同学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每逢考试结束，大家就会暗自比较，看谁的考分高，然而第一永远只有一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心理尚不十分成熟的年轻人的自信心显然时时都要经受着烈火般的考验。
同其它系相比，经管学院的气氛要显得宽松、自由许多。
专业的跨学科特性，使学院在培养学生时，有别于其它系那种塑造单纯的工程师式的模式，在强调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的同时，亦把扩展学生的知识领域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这对于那些兴趣广泛、求通识求实践的学生有着十分强的诱惑力。
有人把经济管理工程专业比喻为鸭子专业，意思是说，鸭子会跑但跑得不如羚羊快，鸭子还会飞，但又不能象鸟飞得那么高，鸭子还会游泳，但游得没有海豚快。但鸭子有鸭子的好处，海陆空无所不能，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经管学院毕业生的特点。
学自动化出身的李治平后来说：
“1985年考入经管学院后，感觉比以前轻松了很多，能够有时间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书。当时又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参与了国家决策部门有关政策的论证和规划，这对我们十分有帮助，加上学院的领导、老师们非常积极地为我们争取各种各样的出国进修学习的机会，譬如我还没有毕业，学院就派我到香港理工大学进修，这大大开拓了我们的思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除此之外，一些同学还寻找机会在实践中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李山回忆道：
“上大学时，我一直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清华能够做到，但行万里路却谈何容易，我那时助学金只有14元，家里每个月寄给我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这样的经济状况能够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更不要谈买车票旅游了。”
穷则出奇想。
李山和同学们就给当时的自行车厂写信，自荐当他们的广告推销员。结果，他的建议获得了二十几家自行车厂的积极回应。最后李山选了鞍山梅花牌自行车。
就这样，李山联合四名同学，骑着自行车，打着清华大学的牌子，开始了行万里路。
十几年后，李山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自豪地说，他是大学生中最早“经商”的一批人。
当年的经管学院，就是这样以它清新、独到、进取和求实的风格，给似乎有点郁闷、单调、刻板的清华园带来了青春的活力。
第二篇 学生与院长
“偏心”的院长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是朱钅容 基。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朱鎔基以铁面无私著称。1998年他在江岸大堤上对“豆腐渣工程”的厉声痛斥至今还回响于人们的耳边。在很多人眼里，他似乎待人严厉而缺少温情。原经管学院副院长董新保教授回忆说，“朱鎔基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批评起人来不得了，我和他接触很多，有时他当着我的面批评他的部下，我不好意思听，只好躲到屋外去。”在董新保的记忆中，朱鎔基只有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说有笑。
学生们何以能够得此好运？这很难说是朱鎔基的偏心，而是特殊的师生关系让他们之间自然地显现出让人羡慕不已的温情。而他的学生们也从朱鎔基对学生的“非常人待遇”中体会到很多难以言传的感觉。
他的学生、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说，他第一次听朱钅容 基做报告，就对他非常地钦佩，“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不是因为他的官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确实是卓越不凡，他讲话非常有条理而且极为敏锐，说起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如数家珍、张口就来。老师们都说，你要让朱院长讲话，只要告诉他讲多长时间就行了，不需要让他写讲话稿。他讲话从来不用讲话稿。”
办实事的院长
在李治平的眼里，朱鎔基不仅有能力、口才极佳，而且是一位办实事的人。
“我记得当时干部研究生班有一位来自重庆钟表公司的学生，读的是全脱产在职研究生，按规定原单位应该给他发工资，但他的单位说他是全脱产学习，就不给他发工资。他在万般无奈之下，给朱鎔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只是想和您说说这件事，不指望您能帮多大忙，因为您在北京，我在重庆，这事儿您肯定是管不着。’朱鎔基看了这封信后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我还真是帮得了忙’。后来，他真是找重庆的有关人士协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作为朱鎔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它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那时朱鎔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
后来，朱鎔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的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现在说起这事来，仍面露愧意，“我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现在我能理解了，真是很难为他。”
尽管朱鎔基没有时间尽一个导师的职责，但他还是尽力为杨宏儒提供一些增长见闻、锻炼能力的实践机会。杨宏儒回忆说：
“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去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把我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我们一起研究上海市工业状况。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各种产业、企业应该怎么搞都是很清晰的，那时都还是国有企业，好象怎么做都是一大堆矛盾，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能拿出些东西来，对他能有所帮助，但可能是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写出的东西比较表面化，有些东西过于抽象或是追求一种模式，不是特别符合实际应用。虽然最后也写出了一大摞的研究报告，我估计他可能也是看不进去。”
杨宏儒现在重温此事仍不无遗憾地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诲人不倦的院长
对于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来讲，朱钅容 基对他的教诲则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刚刚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出国项目的李山，走到朱鎔基面前，告诉他自己将去美国留学，朱鎔基问：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李山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鎔基叮咛道。
“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李山说。
“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朱鎔基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李山开始认真求教。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朱钅容 基说，随后，朱鎔基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然后又补充道：“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老师一席话，学生一世书。在中国，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简单明了。
李山没有忘记朱院长的话，在美求学期间他先后选修了6个专业（美国博士一般只要求学两个专业），1998年李山又辞去收入丰厚的美国高盛投资公司的职务，回国创建投资银行，此乃后话。
学生和院长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 。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能说出一个这样的故事。
第三篇 桃李满天下
水木清华，人才辈出。多少年过去了，朱院长当年那些风华正茂、豪气冲天的学生们，如今已进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政府机关，在运筹帷幄的商场，在新思想不断涌现的科研院校，在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显现出栋梁般的分量。
杨宏儒：临危受命 执掌新四通
杨宏儒，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经管学院92届博士毕业生。
作为朱鎔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对此似乎刻意保持低调。毕竟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过多地炫耀某种经历、某种关系，会被人看作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杨宏儒是1981年考进经管学院的，在这里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才不过八年呢”，而他在经管学院共学习了11年。
他的同学中，大部分出了国，杨宏儒本来也是有机会出去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与西德科隆大学的合作计划被对方取消，杨宏儒从此再没有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否则，以他的才华，考个什么托福、GRE绝不是什么大问题。
杨宏儒也没有去政府机关。
他毕业的1992年，市场经济的概念刚刚注入人们的头脑中，计划经济的影子还在四处晃悠，民营经济远不如现在这么红红火火。可能是在学校里呆的太久的缘故，杨宏儒总觉得“机关里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是挺一致的，都属于那种很正规的教育”，加上他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于是他决定变换一下环境，体会一下实际生活中的经济运作是怎么回事，杨承认。那时在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有一种很强的念头，“我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只不过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的价值会更能体现出来。”
就这样，他进了四通。当时四通正准备在香港上市，各方面状态都很好，杨宏儒被那种蒸蒸日上的形势所鼓舞。
他先是被派到公司下面的一个小部门卖电阻，8毛钱买进，1元钱卖出，这样进进出出，为公司赚了不少的钱。然后到稍微大一些的部门，然后再到更大的部门，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他所工作过的部门的业绩都非常之好。直到现在他最得意的一句话还是：“给我一个business , 我就能给你赚钱。”
1995年，独撑四通大半江山的打字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此时，四通在PC、商用机器、电工产品上三线出击，结果，只有杨宏儒负责的电工产品成了气候。杨宏儒1996年接手电工本部，1997年销售收入净增40%。
等杨宏儒意识到自己为之付出诸多心血的公司难以象从前那样再现辉煌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末期了。然而，此时他对四通，除了铁定的工作关系外，还多了一层难以割舍的感情因素。
据说，杨宏儒的浮出，首先来自于他的业绩。此外，他的管理背景也为四通人特别是股权投资人和贷款方看好，因为原四通集团的管理层多为技术出身。
杨宏儒对于他出任新四通总裁后一些新举措的自我评价，十分低调，面对记者的再三追问，杨宏儒说：“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没有必要逞一时之勇，做一些貌似轰轰烈烈的事情，好象本人一上台就怎么怎么样，中国这么多年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当时看起来他们都是很有思路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对于四通今后的发展，杨宏儒说，四通今后会着重开发那些由互联网有关技术带来的新型应用产品。
姜旭平：一只会生蛋的母鸡
姜旭平，清华经管学院教授。经管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生。
姜旭平毕业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很多部委都急需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以姜的专业和学识，若想选择当时最受毕业生青睐的国家机关或出国深造应该是不成问题。但他却留在学院，做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
原因很简单，当时学院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缺少象他这样受过系统的经济管理方面训练的教师。他至今还记得学院领导挽留他时说的那番话：“你若是出去工作，你可能会成为一只公鸡，公鸡是斗士，但你若留下来的话，你就可以成为一只母鸡，母鸡可以生蛋。”
因为这番话，姜旭平留在了学院，并且一做就是16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大学教师的职业平淡而辛苦，但姜旭平却兢兢业业，把极凡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多年潜心而扎实的研究，为姜旭平打下了丰厚的专业功底，使他对新技术新经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李治平：轻易不言败
李治平，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经管学院88届硕士毕业生。
不知何故，经管学院毕业生中经商者，大多是在国内外大公司做职业经理人，真正是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的为数不多，李治平是其中的一个。
1992年，李治平去光大公司之前，已经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的国际贸易金融，由于认识到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很难在该领域有所造诣，李治平便辞去了清华大学的工作，应聘到光大公司外汇部。
在光大期间，李治平对有关国家经济运行的宏观政策有了很多的了解，对外汇业务和相关的法律知识也逐渐熟悉。但后来，他发现在这样的大公司里，个人的作用很难发挥，一些对公司有益的想法也很难付诸实践，李治平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
1995年6月，李治平用几个朋友凑起来的200万资金，成立了现在的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主营PC销售业务。
公司最初只有李治平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发展到现有20多人，用李治平自己的话说“是不折不扣的小公司”。
小公司自有小公司的难处，过去在光大，行必乘飞机，住必星级宾馆，接触的人都是大机构的。对于象税务局和工商局这样的部门，公司有专门的机构来对付。现在不同了，派出所、街道以及工商税务全得自己应付，有时候明明知道对方是存心为难，也要硬着头皮应付。
对此，李治平想得十分明白，“你是企业家，你是在白手起家经营一个企业，因此不管你受的教育多么高，在这些事情上，你和那些卖茶叶蛋的没什么区别，对于这种现实，你必须接受。”
最让李治平感到头痛的，倒是人才问题，“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你的企业比较小，所以，能干的人就不愿意来，企业发展和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但李治平还是把公司一点点做起来了，1999年，他的王子电脑被中关村评为十大知名品牌。
李治平很清楚，他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容乐观。一方面，PC市场赢者通吃，象联想集团，1999年它的市场占有率是17%，2000年是27%，今后这个比例可能会越来越高，东方人的从众心理，使他们在购买产品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市场上位居第一的产品。这样就会对其它PC公司的生存构成威胁。另一方面，PC市场的门槛又很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随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
针对这种情况，李治平说，他会为公司引进更多的人才，加大公司的科技含量，并寻求与其它机构合作的机会。
谈到未来，不事张扬的李治平说，他不能肯定他的公司会做到多大，但他是个轻易不言败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仍会选择从零做起”。
李培育：做事比做官更重要
李培育，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经管学院1987年硕士毕业生。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李培育是唯一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颇为令人羡慕：32岁被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35岁被提为主任（正局级），眼下又在河南省政府非常重要的工作部门—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挂职锻炼。尽管很多人看好他的前途，但在他看来，做事比做官更重要。
李培育所在的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系统的一个重要脑库，为国家的决策提供建议。1987年，该中心有一个涉及到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课题，是与经管学院合作开展的。当时，李还是经管学院的研究生，他与班上的七、八位同学一起，共同参与了这个课题。后来，研究有了进展，他也被研究中心相中，就这样毕业后，李培育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
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快就崭露头角。
1988年，国内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
李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写了一篇《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的文章，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看了这篇文章后，专门把他请去，倾听他的相关分析和建议。
最能体现李培育研究成就的是，1990年他和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完成的关于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途径的报告。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学术界比较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要拿出八五计划的思路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如果报告的基调太低，就会失去进取性，另一方面如果基调太高、脱离实际，和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十分的吻合。为此，李培育苦思冥想，把自己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专心研究专心写作，报告出来后，很受好评，并荣获当年的经济学最高奖孙冶芳经济学奖。
李培育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但随着他在研究方面的不断深化，他担任的行政职务也越来越高。1995年，李培育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升为信息中心副主任，1998年，又被提升为主任。这期间他在行政工作方面的潜力也日益显露出来。
李培育担任信息中心领导工作期间，正赶上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而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甚了解的时候，李敏锐地意识到提高信息化水平，对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的重要性，他把信息服务和网络建设作为信息中心的工作重点来抓。1996年，他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通了一条上网专线，从而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第一个上网的政府部门。李对网络资源的重视后来很快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要求几个部门随时上报国外的动态，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因为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而完整地获取大量信息，据此写成一篇篇有见地的分析报告上交中央，为中国防范金融危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尽管李在事业上业绩卓著，但他不忘充实自己，他曾先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和攻读MPA硕士学位。现在，在河南省政府发展计划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职务的他又开始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8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来自社会人文学科的专家型人才相继进入行政管理岗位，俗称“踏入仕途”，李培育也是其中之一。人们对这些专家型的官员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的学识和视野，无疑会帮助他们在施政之时本能地寻求开拓和创新之举，而这正是处在市场化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想必李培育也不会有负重望。
第四篇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据统计，清华经管学院84—88年在校生中，至今旅居海外的超过半数以上。以杨宏儒所在的81级本科生为例，全班31人，留在国内的只有6、7人。而学院第一届本科生（80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班31人，留在国内的仅有2、3人。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毕业时，正赶上出国热的浪潮掀起第一个巨浪，或许是因为他们比那些经历过文革、有过工作经历的前几届毕业生更年轻，对外面的精彩世界充满了探求的欲望。
不管怎样，这样的统计数字多少有些令人扼腕，以至于经常以自己的学生自豪的朱鎔基也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不知是被院长的这一声轻轻的叹息所震撼，还是被祖国经济急升所创造的发展机会所吸引，飘泊海外的学子们，一个个收拾起行装，带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念头回来了。
李山：我会回来的
李山，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业务负责人，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朱鎔基问。
李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总理问这句话的时间，那是1997年2月25日。那天下午，担任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李山，陪同由总裁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鎔基。
当走在最后的李山站在朱鎔基面前的时候，朱钅容 基问了上面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措手不及的李山有些慌乱地说：“会回来的。”
朱钅容 基似乎看出了李山的尴尬，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责备你。”
宾主依次入座后，朱鎔基继续发问：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认真地说。
李山，1986年赴美求学，199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担任世界著名的信用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外汇衍生交易经理、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纽约总部中国经济学家、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和高盛国际公司（欧洲）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从1994年起，李山经常在美国的《商业周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等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文章，以其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政策取向的研究和准确判断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还在1996年初，李山就有了回国创建投资银行的愿望，此次与朱院长的会晤更是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
1997年4月，也就是李山向朱总理承诺“会回来”后的两个月，在清华经管学院报告厅，一份由李山起草的利用海外金融人才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经赵纯均副院长交给朱鎔基总理。
一年以后，已调往伦敦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借朱鎔基总理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当面呈送到共和国新总理的手中，并力陈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重要性。
几天以后，李山受到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专门邀请，从伦敦飞往北京。陈元带给李山信息是：朱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
李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伦敦向高盛公司老板提出辞职，就被留在北京，担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的学长陈元亲任组长。
经过50多天的紧张工作，一份由筹备组共同起草、由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到国务院。
李山的理想似乎快要变为现实了。
此时，他所在的高盛公司宣布了上市计划，如果他不选择辞职，就意味着他可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但是，他还是在高盛亚洲总部正式签署了辞职书。那一刻，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就在他准备全身心地效力于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时候，一场被历史上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亚洲主要的国家，公司的筹建工作立刻陷于停顿。几个月后，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出台，明文规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业经营，由此，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成了问题，投资银行筹备工作完全停顿。
虽然李山创建投资银行的梦想未能成真，但他的目标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不会半途而废，如果我不能把我的聪明才智用于为国家服务，那实在是有负天意。”
莫天全：学做成功的商人
莫天全，搜房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88届经管学院硕士毕业生。
莫天全远去美国之前，曾参加过中国政府产业组织政策课题组，其研究成果获当年孙冶芳经济学奖，这是国内最高级别的经济学奖。除此之外，他还在《管理世界》等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文章。而那时他的年龄不过是24、25岁。
但莫天全还是决定出国，他并不讳言当时的出国热浪潮对他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并且，在他看来“这个地球上有两块大陆是不能忘记的，一块是中国大陆，一块是美国大陆，如果能够把这两个大陆的优势充分发挥的话，一定会为自己做事情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991年，莫天全接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邀请，远渡重洋，赴美攻读经济管理博士学位。
在美国求学期间，莫天全读书读得十分辛苦，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超负荷的劳作，使得他能以最好的成绩通过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但是他并没有做完博士论文，就离开学校，参加道琼斯公司Teleres的组建工作。这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在线。从最初的市场分析到后来的融资再到后来把整个在线建立起来，莫天全几乎参与了其中的全部过程，这当中他学到了“无穷无尽的东西”。
美国的在线业务建立起来以后，莫又开始开辟亚洲的市场，他的背景以及他在Teleres筹建期间的业绩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中国董事总经理。
莫天全说他属于“骨子里流着创业者血液”的那种人。
还在第一次回国探亲期间，他就在他的老家桂林成立了一家合资酒厂，由于缺少经验，加上返美后没有人继续经营，酒厂很快倒闭。在美读书期间，他又先后成立了两家公司，从贸易到咨询几乎什么都做过。但他不敢说那时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在道琼斯工作了三年，莫天全不安份的本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他辞去收入颇丰的职务，创建了搜房资讯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已融资1000万美金，并于1999年年底起，通过一系列的商业操作，把香港、台湾最大的房地产网站归为麾下，其后，又直接投资北京、上海，并在天津、重庆、成都、沈阳等七个城市，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开辟了当地的市场，从而确立了自己在大中华区房地产网站中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
莫天全说，房地产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所有的好机会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应该为国家为社会做点事情”。
方星海：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方星海，中国银河证券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经管学院86届本科毕业生。
“方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的一个朋友在看完了我采访方星海的录音整理之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淡淡地一笑。采访方星海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一句“爱我中国”、“报效祖国”之类的字眼，有时候，抵挡不住我的再三追问，他会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我一直想回来。”
这样的回答在我以前采访海外归国留学生的经历中极为少见。方的平和与淡定让我觉得如果我用过于夸张的字眼来形容他，倒显得有些矫情。然而不管怎么说，旅美12年却始终没有申请绿卡，如果不是一种非凡的信念在支撑自己，恐怕难有这样的抉择。
1993年，在美苦读7年的方星海获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此时，从未想过要永远留在美国的方星海却并不急于回国，因为在他看来“只在学校学习并不能真正地了解美国，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
方星海在众多报酬优厚的公司中选择了世界银行。
他说，“世界银行侧重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虽然我不能直接做中国业务（世行的规定），但我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了解中国。”方在世行期间做过很多关于印尼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并为印尼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研究使方看到，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具有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譬如政治稳定、储蓄率高、重视教育等等，方回国工作的愿望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定。
1998年，在世行工作了5年的方星海收到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的一封电子邮件，问他是否愿意回国。而此前两年方星海就开始在国内找单位，只是苦于难以找到一个适合的工作而未能如愿。
方星海和周小川谈了几次，“很多想法都不谋而合”。
就这样，方星海回来了。
方星海回国后不久就参与组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这是一家专门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的公司。由于美国在90年代初曾搞过资产管理公司，他对这个情况比较熟悉，在整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设计、运作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后，方星海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债转股方面。其中，国内第一例债转股项目、由建行牵头的梅山钢铁公司17亿的债转股就是方星海亲自做的。方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国内机构之间的运转关系、财务的运作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让方星海感到欣慰的是，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一方面梅山钢铁公司把一部分贷款转成股份后，企业因为不用还利息，现金流有很大的改观，这样运作一段时间，企业投产的设备开始发挥效益，企业也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另一方面，企业的效益回升以后，建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股东也会受益，原来的不良贷款经过这样的转换，变成了一份优良资产。
在建行工作了两年，方星海觉得自己对国内商业银行的业务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保险和证券业务还很陌生，方想扩大自己对国内证券市场的接触，就进入了刚刚成立的银河证券公司。
对于时下很多留学生的“来来往往”，方星海说，最关键的是要有长远的打算，如果仅抱着回来试试看的心态，就不会下决心去熟悉这个环境，去结交这里的朋友。
方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机构不是很规范的组织结构，在国外的机构中，一个外国专家进去以后，能够很快地发挥作用，因为在他们的机构里，上下级关系很明确，每个人的职责都规定得十分清楚。而在国内机构里，一个副总裁可能很有作用，另一个副总裁可能一点作用都不起。所以一个新人进来之后，如果没有长期的打算，不去建立周围的人脉关系，就很难摸到头绪。
回国两年，方星海的感觉非常好，他说：“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孙健：打造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孙健，中国e商网董事总裁，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高级副总裁。经管学院87届硕士生。
1989年底赴美求学的孙健，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也是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但美国人重应用轻理论的风气让孙健很快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纯粹私有制、高度市场化的国家里，大家最关心的不是研究宏观经济、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而是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公司搞好。“政府决策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显得有力度，而在一个高度私有化的国家里则显得十分苍白。”
孙健走的似乎是一条实用主义的道路，他把自己的专业由经济学换成工程管理，求学地点也由芝加哥大学换成斯坦福大学，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他曾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有过5年本科的学习经历。
美国人才市场对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使孙健在获得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以后，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收入不菲、又很轻松的工作—他被留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做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工作。
1994～1995年，美国互联网风生水起，孙健认准了这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并且深信，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完全有可能在科技发展自工业革命以后就开始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后来居上。1996年，孙健和曾是经管学院的同班同学曾强一道，回国创建实华开。
或许是互联网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些超前，或许是孙健们并未能找到中国企业之所急，总之，在创建实华开的最初阶段里，孙健感到困难重重。“你去建议企业上网，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孙健由此认识到，此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普及互联网的有关知识，那些操之过急的做法只能让企业家们觉得隔靴搔痒。
孙健于是又回到硅谷，他想更深刻地体验一下硅谷精髓之所在，进而寻找到一条能够把硅谷的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相结合的途径。这期间，他编写了《信息家具时代—技术、应用、对策》一书，供国内高校计算机专业研究生教学之参考。
1999年，互联网开始在中国风起云涌，孙健和曾强等人当初一起创建的实华开公司，在他离开的这3年里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被国内互联网事业欣欣向荣的形势所吸引，孙健再一次回到中国。
回国一年多，孙健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能使互联网这一先进技术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所领导的中国e 商网就是实华开电子商务集团联合国内最具实力的传统行业巨头—江苏大亚集团、牡丹江水泥集团以及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优秀企业，共同组建的中国城市间的电子商务营销联盟体。其宗旨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全国形成1000个城市的电子商务连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企业的优势和需求，帮助那些还没有找到适用于自己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的企业，实现电子商务的梦想。
孙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在5年之内把中国e商网做成中国电子商务的麦当劳。
“如果有一天中国能成为世界信息强国，而我又能够很自豪地说，我参与、设计、实施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那我将毕生无憾。”
回复Comments
作者:
{commentre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