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26日下午5点半火车在大连火车站停稳，下了车，我拎着箱子在出口处张望，排队的黑压压一片。城黄昏前的高楼以审视的态度立在四周。6点15分，我到新生招待处的一张桌子前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大巴，拉往铁道学院。天色渐渐暗下来，风景变了，楼群以淡黄色调为主，光秃秃的，随马路起伏。
铁道学院在黄河路的一个角落上，夜色中的校圆熙熙攘攘，象个市场。我们的宿舍楼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北方严酷的冬天。
新学期开始时，向一不认识的老乡——小郭借了回数学书，看得出他学习很用功，教科书空隙处密密麻麻地写着随想。到他的宿舍还书时，我看玩笑，干脆把这把数学书当诗集买给我的了。他点了颗烟，说数学也跟诗歌一样，表达事物的语言需要简洁，而后自嘲着说他是个音乐家，业余的。我说我是个诗人，也是业余的。
他们宿舍的人跑到别的屋里玩红色警戒，我和他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磁带上的玻璃纸，交给他。放磁带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小郭熟练地把磁带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自己摸索着坐下。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
这年的冬天，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内蒙古的老乡找到我，约莫有20几个人，坐101路车到外面开老乡会。到了的地方竟然是个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在这个海滨城市冷漠的冬天中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
侍者彬彬有礼。有将军气派的守门人开门，有白发长者领路，有小姐标准的微笑。我们受到贵宾的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奢侈的饭局是大四毕业分配到北京的老乡一时激动之下请的。
我在这时才和小郭熟了起来，他，一个爱沉默的小伙儿。因为大三快毕业了，他把身体缩在宽大的衣服里，一脸对将来的茫茫然，他家在离草原很近，父母都是牧民，所以小郭的汉语说的不是很流利，他问我平时喜欢干什么，我说当然是写诗。他大笑起来，摸出了一把马头琴。
众人围坐在酒桌边，话题象苍蝇般飞来飞去，而饭菜确实丰富而细腻。胡乱吃了几杯之后，有人提议出节目。我唱歌，没人在意。小郭拉马头琴可把酒醉后老乡们拉得热泪盈眶，我也跟着高声哼了起来，这回有酒壮胆，欲罢不能。夜深了，有人梦游，多是大四的老乡，乡音漂来浮去，时近时远。再看大厅有雾，想想不对，怕是我有些恍惚。傍边的小郭放下了胡琴，得意地转过头来。
我懂，赶紧鼓掌致意。凌晨12点，我们喝完最后一杯啤酒，穿过大厅，迷了路，问服务员，才找到电梯。叮当一声，门关上，电梯醉醺醺的下降。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后溜进来。2000年的春天来得晚，校圆远方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
空暇时便和郑红军一起打乒乓球。
我和红军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爱运动，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小时他想当警察，我想当个老师，谁承想长大后我们同时考进铁道学院。
红军，沧州人，个很高，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他生长在河北平原一个叫南皮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来到北京，他爷爷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他们爷两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周日我们一起去逛街，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红军不爱写信，这两百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自九九年秋天，我跟红军常在一起，交流打球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抽不冷子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机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眼看着警察和老师找到了精神共鸣。
附近的球室傍边有健身室，我跟他去过一趟。一进去，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红军挺胸收肚，笑咪咪地挥手致意。跟他一起打球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打乒乓球有一种大家风范，输了球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两局，于是谆谆教导我说：“打球其实跟做爱情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球的。
红军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同学到海边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红军也跟了过去，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沧州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
毕业后我在贵阳，前不久又搬回原来住的宿舍。南方天气多变，贵阳话难懂，走在街上，不时撞上一不穿制服的警察，落落梭梭的盘问，大体意思是问“你是谁？来自哪里？又要去哪里？”这一疑问令我思索半天。回到宿舍，正巧红军打电话过来。这一年，他的生活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看来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作者要想跟上主人公的步伐，并非易事。
他的声音明显见成熟了。而说到激动处，我猜想电话那边的他一定眼睛眨巴眨巴的，饱含泪水。
老婆？爱情？“全他吗的是假的，”他对我说。他爷爷准是这样对他嘟囔着：“谈恋爱，哼，谈恋爱管屁用？不好好工作，喝西北风去吧……”
铁道学院在黄河路的一个角落上，夜色中的校圆熙熙攘攘，象个市场。我们的宿舍楼其实又小又旧，得靠不断翻修和油漆才能度过北方严酷的冬天。
新学期开始时，向一不认识的老乡——小郭借了回数学书，看得出他学习很用功，教科书空隙处密密麻麻地写着随想。到他的宿舍还书时，我看玩笑，干脆把这把数学书当诗集买给我的了。他点了颗烟，说数学也跟诗歌一样，表达事物的语言需要简洁，而后自嘲着说他是个音乐家，业余的。我说我是个诗人，也是业余的。
他们宿舍的人跑到别的屋里玩红色警戒，我和他陷入头一次见面的尴尬中。我说了点儿什么，全都是废话。我剥掉磁带上的玻璃纸，交给他。放磁带的自动开关坏了，用一根黑线拴着，小郭熟练地把磁带放进去。在高尔德演奏第一协奏曲的前几秒钟，他突然大声哼出那激动人心的第一乐句，吓了我一跳。他两眼放光，让位给伟大的钢琴家和乐队，自己摸索着坐下。音乐给我们沉默的借口。
这年的冬天，天阴沉沉的，时不时飘下些碎雪，内蒙古的老乡找到我，约莫有20几个人，坐101路车到外面开老乡会。到了的地方竟然是个酒店，相当豪华，大理石光可鉴人，，在这个海滨城市冷漠的冬天中多少带有某种超现实意味。
侍者彬彬有礼。有将军气派的守门人开门，有白发长者领路，有小姐标准的微笑。我们受到贵宾的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奢侈的饭局是大四毕业分配到北京的老乡一时激动之下请的。
我在这时才和小郭熟了起来，他，一个爱沉默的小伙儿。因为大三快毕业了，他把身体缩在宽大的衣服里，一脸对将来的茫茫然，他家在离草原很近，父母都是牧民，所以小郭的汉语说的不是很流利，他问我平时喜欢干什么，我说当然是写诗。他大笑起来，摸出了一把马头琴。
众人围坐在酒桌边，话题象苍蝇般飞来飞去，而饭菜确实丰富而细腻。胡乱吃了几杯之后，有人提议出节目。我唱歌，没人在意。小郭拉马头琴可把酒醉后老乡们拉得热泪盈眶，我也跟着高声哼了起来，这回有酒壮胆，欲罢不能。夜深了，有人梦游，多是大四的老乡，乡音漂来浮去，时近时远。再看大厅有雾，想想不对，怕是我有些恍惚。傍边的小郭放下了胡琴，得意地转过头来。
我懂，赶紧鼓掌致意。凌晨12点，我们喝完最后一杯啤酒，穿过大厅，迷了路，问服务员，才找到电梯。叮当一声，门关上，电梯醉醺醺的下降。
早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一缕阳光从窗后溜进来。2000年的春天来得晚，校圆远方阴郁的森林仍在沉睡。
空暇时便和郑红军一起打乒乓球。
我和红军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爱运动，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小时他想当警察，我想当个老师，谁承想长大后我们同时考进铁道学院。
红军，沧州人，个很高，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他生长在河北平原一个叫南皮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来到北京，他爷爷想往老家寄包裹，问别人火车快还是电线快，回答电线快。他们爷两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周日我们一起去逛街，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红军不爱写信，这两百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自九九年秋天，我跟红军常在一起，交流打球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抽不冷子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机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眼看着警察和老师找到了精神共鸣。
附近的球室傍边有健身室，我跟他去过一趟。一进去，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红军挺胸收肚，笑咪咪地挥手致意。跟他一起打球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打乒乓球有一种大家风范，输了球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两局，于是谆谆教导我说：“打球其实跟做爱情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球的。
红军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同学到海边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红军也跟了过去，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沧州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
毕业后我在贵阳，前不久又搬回原来住的宿舍。南方天气多变，贵阳话难懂，走在街上，不时撞上一不穿制服的警察，落落梭梭的盘问，大体意思是问“你是谁？来自哪里？又要去哪里？”这一疑问令我思索半天。回到宿舍，正巧红军打电话过来。这一年，他的生活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看来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作者要想跟上主人公的步伐，并非易事。
他的声音明显见成熟了。而说到激动处，我猜想电话那边的他一定眼睛眨巴眨巴的，饱含泪水。
老婆？爱情？“全他吗的是假的，”他对我说。他爷爷准是这样对他嘟囔着：“谈恋爱，哼，谈恋爱管屁用？不好好工作，喝西北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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