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菇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香菇一向被人们视为山珍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素负盛名。这主要是它具有清香独特的风味，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据科学家测定，香菇蛋白中含有18种氨基酸，而人体必需8种氨基酸中，香菇就占了7种。同时，香菇还含有多量的谷氨酸，由于它具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再加上各种糖类、鸟尿圜等，就组成了香菇固有的独特鲜美的风味和其他食品所无以伦比的清香，是名副其实的“山珍”。香菇又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据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载“香菇是食物中佳品，味甘性平，能益味助食及理小便不禁，并具有“大益胃气、托痘疹外出”之功，故在我国民间，常用香菇来辅助治疗小儿天花、麻疹及清热解毒、降低血压等方面疾病。”据医药学家研究发现，香菇中含有维生素Ｄ母，可用于防治婴儿佝偻病和促进小儿骨骼、牙齿、身体等的正常生长和发育。香菇因是多糖体，除可降低血压外，并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在抗癌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
二、香菇创始人吴三公与西洋殿 构筑起香菇文化 说起香菇不得不提起吴三公和西洋殿。 据考有关文字史料：吴三公又名吴昱，因兄弟排行第三，被菇民尊称为吴三公。宗谱载：“吴氏祖先于唐代由山阴（今绍兴）迁至庆元”，吴三公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三月一十七日出生在龙、庆、景之交的龙岩村，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公。相传吴三公常入深山密林狩猎和采集野生菌蕈，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发现伐倒的阔叶木表皮被砍伤后，伤处常长出香菇，此法屡试屡验，这便是人工栽培香菇“砍花法”的由来。在生产实践中，吴三公还发现一些树木虽经砍花却多年不出菇，不知何故，无奈之下不禁仰天长叹，以斧猛敲，这一敲不要紧，却惊动了菌丝的萌发，数日后菇出如涌，此便是后世菇民不传之秘“惊蕈术”。他创制出古老砍花法和惊蕈术，为贫穷的山区菇民开辟出一条良好的生存途经，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古代菇民感念他的功德，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在后广盖竹村兴建起“灵显庙”祀奉吴三公为“菇神”。而后，由于香菇业有较大发展，至清乾隆三年（1741），菇民们又在后广西洋村村口，兴建起“吴判府庙”祀奉吴三公父子，从此菇民聚集的机会增多，互相交流制菇经验，使香菇产量急剧上升，菇民生活日益改善，前往“菇神庙”进香的人川流不息。由于原有古庙年代久远，简陋狭窄，容纳不下诸方前来的进香人士，至光绪元年（1876），由龙、庆、景菇民集资巨款，在“吴判府庙”之旧址上，重新建造了占地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菇神庙──西洋殿。该殿位于浙江省第二高峰的百山祖之下，座落百山祖自然保护区入口处─西洋村村口，该殿主体建筑平面呈纵长方形，自南至北分别为照壁、石大门、倒座（戏房）、戏台、月台、中亭、正殿、以及厢房、还有附属建筑：东侧为观音堂，西侧为庙祝舍、库房等。 吴三公不仅是龙、庆、景三县菇民的代表，也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香菇从野生转变为人工栽培，发展至今成为全球性产业，给人类提供了新的蛋白质来源。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创造，也是我们中华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张寿橙高级工程师等人，于1987年7月份在英文版国际“热带菇类”刊物上发表了吴三公的光荣业绩，于1988年8月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应用生物国际会议上，又把《吴三公为代表的龙、庆、景菇民文化对中国和日本香菇栽培的影响》又作了专文论述，并以切实足够的文字史料论证了被日本菌学界称为瑰宝的一本书─1796年佐藤成裕所著的《惊蕈录》，不但其内容精华部分源自龙、庆、景，即使“惊蕈”亦为我菇民方言，使得全世界所有公正的菇农，无不敬佩吴三公。
三、香菇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艰难的历程 香菇养育了庆元、龙泉、景宁几十万人民，三县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香菇文化。但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香菇这朵奇葩并没有给菇民带来福祉和命运的改观。技术的守旧和官商的盘剥，广大菇民依然生活在“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松明当灯照”的艰辛之中，至民国末年，“庆元香菇”这一民族精品几近凋蔽。 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和促进香菇经济发展，庆元县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1952年建立“庆元县菇民协会”，派出30多名干部分赴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设立14个菇民分会，负责领导和协助菇民与当地政府联系山场，解决生产纠纷，保护了菇民的合法权益。但不久极“左“思潮象龙卷风一样侵入香菇生产领域，又使刚刚起步的香菇经济一蹶不振，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都处于低谷。1954年冬庆元县委对香菇生产不适当地提出“积极转业，逐步收缩”的方针。1955年又进一步改为“逐步转业，坚决收缩”的方针。1956年还把分散在100多个县的约4000多个菇寮不顾菇民意愿，全部折价入社，强行参加农业社统一分红。1957年，当地政府开展批判“重菇轻农”思想，“反瞒产”，或者菇农从菇寮强制带回。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泛起，菇民外出制菇被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各个菇寮都停止了菇树砍伐。少数还敢外出制菇的也多是家有劳力，以外出做工为名，潜到菇山去采收一些零散香菇，就地销售后便悄悄回家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了。而 “文化大命”期间，这股“左”思潮更是发展到顶峰，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竟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枪毙香菇”的骇人听闻的口号，使香菇生产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上山制菇。1977年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据1978年统计，全县香菇产量尚只有43担，而供本县收购的仅有62公斤，以至全国羽毛球赛在杭州举行时，要求庆元县供应150公斤香菇都无法解决。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香菇业毕竟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根深蒂固，牵动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庆元县委拔乱反正，为香菇正名，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1979年安排了4800多名菇民重返闽、皖、湘、鄂、桂等11个省200多个县，重新修起了3000多个菇寮，香菇生产又迎来了它的春天一、香菇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香菇一向被人们视为山珍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素负盛名。这主要是它具有清香独特的风味，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据科学家测定，香菇蛋白中含有18种氨基酸，而人体必需8种氨基酸中，香菇就占了7种。同时，香菇还含有多量的谷氨酸，由于它具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再加上各种糖类、鸟尿圜等，就组成了香菇固有的独特鲜美的风味和其他食品所无以伦比的清香，是名副其实的“山珍”。香菇又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据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载“香菇是食物中佳品，味甘性平，能益味助食及理小便不禁，并具有“大益胃气、托痘疹外出”之功，故在我国民间，常用香菇来辅助治疗小儿天花、麻疹及清热解毒、降低血压等方面疾病。”据医药学家研究发现，香菇中含有维生素Ｄ母，可用于防治婴儿佝偻病和促进小儿骨骼、牙齿、身体等的正常生长和发育。香菇因是多糖体，除可降低血压外，并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在抗癌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
二、香菇创始人吴三公与西洋殿 构筑起香菇文化 说起香菇不得不提起吴三公和西洋殿。 据考有关文字史料：吴三公又名吴昱，因兄弟排行第三，被菇民尊称为吴三公。宗谱载：“吴氏祖先于唐代由山阴（今绍兴）迁至庆元”，吴三公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三月一十七日出生在龙、庆、景之交的龙岩村，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公。相传吴三公常入深山密林狩猎和采集野生菌蕈，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发现伐倒的阔叶木表皮被砍伤后，伤处常长出香菇，此法屡试屡验，这便是人工栽培香菇“砍花法”的由来。在生产实践中，吴三公还发现一些树木虽经砍花却多年不出菇，不知何故，无奈之下不禁仰天长叹，以斧猛敲，这一敲不要紧，却惊动了菌丝的萌发，数日后菇出如涌，此便是后世菇民不传之秘“惊蕈术”。他创制出古老砍花法和惊蕈术，为贫穷的山区菇民开辟出一条良好的生存途经，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古代菇民感念他的功德，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在后广盖竹村兴建起“灵显庙”祀奉吴三公为“菇神”。而后，由于香菇业有较大发展，至清乾隆三年（1741），菇民们又在后广西洋村村口，兴建起“吴判府庙”祀奉吴三公父子，从此菇民聚集的机会增多，互相交流制菇经验，使香菇产量急剧上升，菇民生活日益改善，前往“菇神庙”进香的人川流不息。由于原有古庙年代久远，简陋狭窄，容纳不下诸方前来的进香人士，至光绪元年（1876），由龙、庆、景菇民集资巨款，在“吴判府庙”之旧址上，重新建造了占地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菇神庙──西洋殿。该殿位于浙江省第二高峰的百山祖之下，座落百山祖自然保护区入口处─西洋村村口，该殿主体建筑平面呈纵长方形，自南至北分别为照壁、石大门、倒座（戏房）、戏台、月台、中亭、正殿、以及厢房、还有附属建筑：东侧为观音堂，西侧为庙祝舍、库房等。 吴三公不仅是龙、庆、景三县菇民的代表，也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香菇从野生转变为人工栽培，发展至今成为全球性产业，给人类提供了新的蛋白质来源。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创造，也是我们中华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张寿橙高级工程师等人，于1987年7月份在英文版国际“热带菇类”刊物上发表了吴三公的光荣业绩，于1988年8月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应用生物国际会议上，又把《吴三公为代表的龙、庆、景菇民文化对中国和日本香菇栽培的影响》又作了专文论述，并以切实足够的文字史料论证了被日本菌学界称为瑰宝的一本书─1796年佐藤成裕所著的《惊蕈录》，不但其内容精华部分源自龙、庆、景，即使“惊蕈”亦为我菇民方言，使得全世界所有公正的菇农，无不敬佩吴三公。
三、香菇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艰难的历程 香菇养育了庆元、龙泉、景宁几十万人民，三县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香菇文化。但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香菇这朵奇葩并没有给菇民带来福祉和命运的改观。技术的守旧和官商的盘剥，广大菇民依然生活在“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松明当灯照”的艰辛之中，至民国末年，“庆元香菇”这一民族精品几近凋蔽。 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和促进香菇经济发展，庆元县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1952年建立“庆元县菇民协会”，派出30多名干部分赴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设立14个菇民分会，负责领导和协助菇民与当地政府联系山场，解决生产纠纷，保护了菇民的合法权益。但不久极“左“思潮象龙卷风一样侵入香菇生产领域，又使刚刚起步的香菇经济一蹶不振，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都处于低谷。1954年冬庆元县委对香菇生产不适当地提出“积极转业，逐步收缩”的方针。1955年又进一步改为“逐步转业，坚决收缩”的方针。1956年还把分散在100多个县的约4000多个菇寮不顾菇民意愿，全部折价入社，强行参加农业社统一分红。1957年，当地政府开展批判“重菇轻农”思想，“反瞒产”，或者菇农从菇寮强制带回。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泛起，菇民外出制菇被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各个菇寮都停止了菇树砍伐。少数还敢外出制菇的也多是家有劳力，以外出做工为名，潜到菇山去采收一些零散香菇，就地销售后便悄悄回家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了。而 “文化大命”期间，这股“左”思潮更是发展到顶峰，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竟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枪毙香菇”的骇人听闻的口号，使香菇生产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上山制菇。1977年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据1978年统计，全县香菇产量尚只有43担，而供本县收购的仅有62公斤，以至全国羽毛球赛在杭州举行时，要求庆元县供应150公斤香菇都无法解决。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香菇业毕竟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根深蒂固，牵动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庆元县委拔乱反正，为香菇正名，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1979年安排了4800多名菇民重返闽、皖、湘、鄂、桂等11个省200多个县，重新修起了3000多个菇寮，香菇生产又迎来了它的春天一、香菇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香菇一向被人们视为山珍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素负盛名。这主要是它具有清香独特的风味，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据科学家测定，香菇蛋白中含有18种氨基酸，而人体必需8种氨基酸中，香菇就占了7种。同时，香菇还含有多量的谷氨酸，由于它具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再加上各种糖类、鸟尿圜等，就组成了香菇固有的独特鲜美的风味和其他食品所无以伦比的清香，是名副其实的“山珍”。香菇又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据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载“香菇是食物中佳品，味甘性平，能益味助食及理小便不禁，并具有“大益胃气、托痘疹外出”之功，故在我国民间，常用香菇来辅助治疗小儿天花、麻疹及清热解毒、降低血压等方面疾病。”据医药学家研究发现，香菇中含有维生素Ｄ母，可用于防治婴儿佝偻病和促进小儿骨骼、牙齿、身体等的正常生长和发育。香菇因是多糖体，除可降低血压外，并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在抗癌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
二、香菇创始人吴三公与西洋殿 构筑起香菇文化 说起香菇不得不提起吴三公和西洋殿。 据考有关文字史料：吴三公又名吴昱，因兄弟排行第三，被菇民尊称为吴三公。宗谱载：“吴氏祖先于唐代由山阴（今绍兴）迁至庆元”，吴三公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三月一十七日出生在龙、庆、景之交的龙岩村，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公。相传吴三公常入深山密林狩猎和采集野生菌蕈，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发现伐倒的阔叶木表皮被砍伤后，伤处常长出香菇，此法屡试屡验，这便是人工栽培香菇“砍花法”的由来。在生产实践中，吴三公还发现一些树木虽经砍花却多年不出菇，不知何故，无奈之下不禁仰天长叹，以斧猛敲，这一敲不要紧，却惊动了菌丝的萌发，数日后菇出如涌，此便是后世菇民不传之秘“惊蕈术”。他创制出古老砍花法和惊蕈术，为贫穷的山区菇民开辟出一条良好的生存途经，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古代菇民感念他的功德，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在后广盖竹村兴建起“灵显庙”祀奉吴三公为“菇神”。而后，由于香菇业有较大发展，至清乾隆三年（1741），菇民们又在后广西洋村村口，兴建起“吴判府庙”祀奉吴三公父子，从此菇民聚集的机会增多，互相交流制菇经验，使香菇产量急剧上升，菇民生活日益改善，前往“菇神庙”进香的人川流不息。由于原有古庙年代久远，简陋狭窄，容纳不下诸方前来的进香人士，至光绪元年（1876），由龙、庆、景菇民集资巨款，在“吴判府庙”之旧址上，重新建造了占地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菇神庙──西洋殿。该殿位于浙江省第二高峰的百山祖之下，座落百山祖自然保护区入口处─西洋村村口，该殿主体建筑平面呈纵长方形，自南至北分别为照壁、石大门、倒座（戏房）、戏台、月台、中亭、正殿、以及厢房、还有附属建筑：东侧为观音堂，西侧为庙祝舍、库房等。 吴三公不仅是龙、庆、景三县菇民的代表，也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香菇从野生转变为人工栽培，发展至今成为全球性产业，给人类提供了新的蛋白质来源。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创造，也是我们中华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张寿橙高级工程师等人，于1987年7月份在英文版国际“热带菇类”刊物上发表了吴三公的光荣业绩，于1988年8月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应用生物国际会议上，又把《吴三公为代表的龙、庆、景菇民文化对中国和日本香菇栽培的影响》又作了专文论述，并以切实足够的文字史料论证了被日本菌学界称为瑰宝的一本书─1796年佐藤成裕所著的《惊蕈录》，不但其内容精华部分源自龙、庆、景，即使“惊蕈”亦为我菇民方言，使得全世界所有公正的菇农，无不敬佩吴三公。
三、香菇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艰难的历程 香菇养育了庆元、龙泉、景宁几十万人民，三县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香菇文化。但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香菇这朵奇葩并没有给菇民带来福祉和命运的改观。技术的守旧和官商的盘剥，广大菇民依然生活在“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松明当灯照”的艰辛之中，至民国末年，“庆元香菇”这一民族精品几近凋蔽。 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和促进香菇经济发展，庆元县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1952年建立“庆元县菇民协会”，派出30多名干部分赴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设立14个菇民分会，负责领导和协助菇民与当地政府联系山场，解决生产纠纷，保护了菇民的合法权益。但不久极“左“思潮象龙卷风一样侵入香菇生产领域，又使刚刚起步的香菇经济一蹶不振，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都处于低谷。1954年冬庆元县委对香菇生产不适当地提出“积极转业，逐步收缩”的方针。1955年又进一步改为“逐步转业，坚决收缩”的方针。1956年还把分散在100多个县的约4000多个菇寮不顾菇民意愿，全部折价入社，强行参加农业社统一分红。1957年，当地政府开展批判“重菇轻农”思想，“反瞒产”，或者菇农从菇寮强制带回。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泛起，菇民外出制菇被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各个菇寮都停止了菇树砍伐。少数还敢外出制菇的也多是家有劳力，以外出做工为名，潜到菇山去采收一些零散香菇，就地销售后便悄悄回家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了。而 “文化大命”期间，这股“左”思潮更是发展到顶峰，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竟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枪毙香菇”的骇人听闻的口号，使香菇生产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上山制菇。1977年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据1978年统计，全县香菇产量尚只有43担，而供本县收购的仅有62公斤，以至全国羽毛球赛在杭州举行时，要求庆元县供应150公斤香菇都无法解决。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香菇业毕竟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根深蒂固，牵动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庆元县委拔乱反正，为香菇正名，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1979年安排了4800多名菇民重返闽、皖、湘、鄂、桂等11个省200多个县，重新修起了3000多个菇寮，香菇生产又迎来了它的春天一、香菇的食用和药用价值 香菇一向被人们视为山珍佳肴，在国内外市场上素负盛名。这主要是它具有清香独特的风味，营养丰富、药用价值高。据科学家测定，香菇蛋白中含有18种氨基酸，而人体必需8种氨基酸中，香菇就占了7种。同时，香菇还含有多量的谷氨酸，由于它具有这么多的营养价值，再加上各种糖类、鸟尿圜等，就组成了香菇固有的独特鲜美的风味和其他食品所无以伦比的清香，是名副其实的“山珍”。香菇又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据明代著名医药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所载“香菇是食物中佳品，味甘性平，能益味助食及理小便不禁，并具有“大益胃气、托痘疹外出”之功，故在我国民间，常用香菇来辅助治疗小儿天花、麻疹及清热解毒、降低血压等方面疾病。”据医药学家研究发现，香菇中含有维生素Ｄ母，可用于防治婴儿佝偻病和促进小儿骨骼、牙齿、身体等的正常生长和发育。香菇因是多糖体，除可降低血压外，并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在抗癌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
二、香菇创始人吴三公与西洋殿 构筑起香菇文化 说起香菇不得不提起吴三公和西洋殿。 据考有关文字史料：吴三公又名吴昱，因兄弟排行第三，被菇民尊称为吴三公。宗谱载：“吴氏祖先于唐代由山阴（今绍兴）迁至庆元”，吴三公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三月一十七日出生在龙、庆、景之交的龙岩村，因其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公。相传吴三公常入深山密林狩猎和采集野生菌蕈，在日积月累的观察中发现伐倒的阔叶木表皮被砍伤后，伤处常长出香菇，此法屡试屡验，这便是人工栽培香菇“砍花法”的由来。在生产实践中，吴三公还发现一些树木虽经砍花却多年不出菇，不知何故，无奈之下不禁仰天长叹，以斧猛敲，这一敲不要紧，却惊动了菌丝的萌发，数日后菇出如涌，此便是后世菇民不传之秘“惊蕈术”。他创制出古老砍花法和惊蕈术，为贫穷的山区菇民开辟出一条良好的生存途经，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古代菇民感念他的功德，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在后广盖竹村兴建起“灵显庙”祀奉吴三公为“菇神”。而后，由于香菇业有较大发展，至清乾隆三年（1741），菇民们又在后广西洋村村口，兴建起“吴判府庙”祀奉吴三公父子，从此菇民聚集的机会增多，互相交流制菇经验，使香菇产量急剧上升，菇民生活日益改善，前往“菇神庙”进香的人川流不息。由于原有古庙年代久远，简陋狭窄，容纳不下诸方前来的进香人士，至光绪元年（1876），由龙、庆、景菇民集资巨款，在“吴判府庙”之旧址上，重新建造了占地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的菇神庙──西洋殿。该殿位于浙江省第二高峰的百山祖之下，座落百山祖自然保护区入口处─西洋村村口，该殿主体建筑平面呈纵长方形，自南至北分别为照壁、石大门、倒座（戏房）、戏台、月台、中亭、正殿、以及厢房、还有附属建筑：东侧为观音堂，西侧为庙祝舍、库房等。 吴三公不仅是龙、庆、景三县菇民的代表，也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香菇从野生转变为人工栽培，发展至今成为全球性产业，给人类提供了新的蛋白质来源。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创造，也是我们中华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食用菌协会理事张寿橙高级工程师等人，于1987年7月份在英文版国际“热带菇类”刊物上发表了吴三公的光荣业绩，于1988年8月份在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在香港举行的第八届应用生物国际会议上，又把《吴三公为代表的龙、庆、景菇民文化对中国和日本香菇栽培的影响》又作了专文论述，并以切实足够的文字史料论证了被日本菌学界称为瑰宝的一本书─1796年佐藤成裕所著的《惊蕈录》，不但其内容精华部分源自龙、庆、景，即使“惊蕈”亦为我菇民方言，使得全世界所有公正的菇农，无不敬佩吴三公。
三、香菇经济发展一波三折 艰难的历程 香菇养育了庆元、龙泉、景宁几十万人民，三县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香菇文化。但是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香菇这朵奇葩并没有给菇民带来福祉和命运的改观。技术的守旧和官商的盘剥，广大菇民依然生活在“辣椒当油炒，火笼当棉袄，松明当灯照”的艰辛之中，至民国末年，“庆元香菇”这一民族精品几近凋蔽。 解放后，为了迅速恢复和促进香菇经济发展，庆元县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各种措施。1952年建立“庆元县菇民协会”，派出30多名干部分赴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设立14个菇民分会，负责领导和协助菇民与当地政府联系山场，解决生产纠纷，保护了菇民的合法权益。但不久极“左“思潮象龙卷风一样侵入香菇生产领域，又使刚刚起步的香菇经济一蹶不振，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中都处于低谷。1954年冬庆元县委对香菇生产不适当地提出“积极转业，逐步收缩”的方针。1955年又进一步改为“逐步转业，坚决收缩”的方针。1956年还把分散在100多个县的约4000多个菇寮不顾菇民意愿，全部折价入社，强行参加农业社统一分红。1957年，当地政府开展批判“重菇轻农”思想，“反瞒产”，或者菇农从菇寮强制带回。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随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泛起，菇民外出制菇被看成是搞“资本主义”，各个菇寮都停止了菇树砍伐。少数还敢外出制菇的也多是家有劳力，以外出做工为名，潜到菇山去采收一些零散香菇，就地销售后便悄悄回家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了。而 “文化大命”期间，这股“左”思潮更是发展到顶峰，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竟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提出了“枪毙香菇”的骇人听闻的口号，使香菇生产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敢上山制菇。1977年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据1978年统计，全县香菇产量尚只有43担，而供本县收购的仅有62公斤，以至全国羽毛球赛在杭州举行时，要求庆元县供应150公斤香菇都无法解决。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香菇业毕竟是庆元人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根深蒂固，牵动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庆元县委拔乱反正，为香菇正名，制订了一系列鼓励、扶持政策，1979年安排了4800多名菇民重返闽、皖、湘、鄂、桂等11个省200多个县，重新修起了3000多个菇寮，香菇生产又迎来了它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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