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到湖北视察工作的温家宝总理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67岁的桂希恩家中，看望这位防治艾滋病的勇士。温总理谈到今后政府将更加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桂希恩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说，自己原本想和温总理提到这一点，又担心说了不合适，没想到总理先说了。这次谈话，桂大夫只字未提河南的文楼村，他说，文楼村的防治已得到充分重视，我们要面向未来！
他的检测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个河南上蔡县籍学生告诉他，当地文楼村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很难治，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几天后，桂希恩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他取了11份血样，结果10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第二次，他取了140份血样，竟有一半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些人都曾卖过血。他的检测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
1981年，桂希恩到美国进修学习时，老师给他讲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这种病是通过同性恋传播的。桂希恩曾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道德观念与西方不同。”此时面对检测结果，桂希恩惊呆了……但他知道，只有面对现实，依靠科学，才能最终战胜疾病。
桂希恩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在上蔡走村串户，教育村民如何防治艾滋病。每次去那里，桂希恩也会带一些药品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文楼村的程某最早被证实患上艾滋病，村里人见了他就躲。他到邻居家串门，坐过的凳子会立刻被扔掉。桂希恩有意在村头和程某拍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想借此告诉村里人，日常的接触不会传染，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
他受到过很多误解，但始终不言退
桂希恩曾数十次前去河南调查，多次奔波，却受到很多误解。2001年6月，他进文楼村送药时，当地派警察阻挠；好心的村民把他藏在自家米缸里，午夜时分才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9年10月，他提笔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信，把自己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一并寄了出去。那位领导很快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好一些了。”桂希恩还被当地有关部门请去吃了一顿饭，但席间却受到诘问：“你一个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河南来管艾滋病？”
桂希恩每次去上蔡都是自费，经常以干馍、凉水充饥，但对病人却充满爱心。文楼村几位艾滋病人到武汉求医，路费全由他资助；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里，却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桂希恩在自家客厅里摆了两张床，平静地把他们接到家中住宿，每日三餐，他都与5位病人同桌吃饭，与他们共用卫生间。在他的影响下，后来武汉市民为文楼村捐了10多万元……
“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配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有一次，一位护士在给病人抽血时把手扎破了，虽然经检测并没有感染，但从那以后，为了保护护士们，桂希恩开始亲自给病人抽血。在给病人检查时，他从不戴手套。有人感到疑惑，他说：“戴手套会给他们造成特殊的感觉。”
从1999年至今，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不下500人。每次这些人来，他都会资助他们去做检查，仅此一项，每人约需300元。
桂希恩还资助了58个艾滋病患者留下的孤儿。其同事说，桂大夫自己极其节俭，每月的工资除了四五百元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需要，他都会慷慨解囊。别人问起，他总说，“这些小钱，不值得去算”。
今年2月28日，他因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突出贡献，成为我国第四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领奖后，桂希恩将5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艾滋病防治工作。他说：“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配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他的检测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个河南上蔡县籍学生告诉他，当地文楼村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很难治，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几天后，桂希恩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他取了11份血样，结果10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第二次，他取了140份血样，竟有一半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些人都曾卖过血。他的检测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
1981年，桂希恩到美国进修学习时，老师给他讲了当年发现的一种人类新型传染病———艾滋病。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这种病是通过同性恋传播的。桂希恩曾自信地对老师说：“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道德观念与西方不同。”此时面对检测结果，桂希恩惊呆了……但他知道，只有面对现实，依靠科学，才能最终战胜疾病。
桂希恩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在上蔡走村串户，教育村民如何防治艾滋病。每次去那里，桂希恩也会带一些药品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文楼村的程某最早被证实患上艾滋病，村里人见了他就躲。他到邻居家串门，坐过的凳子会立刻被扔掉。桂希恩有意在村头和程某拍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想借此告诉村里人，日常的接触不会传染，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
他受到过很多误解，但始终不言退
桂希恩曾数十次前去河南调查，多次奔波，却受到很多误解。2001年6月，他进文楼村送药时，当地派警察阻挠；好心的村民把他藏在自家米缸里，午夜时分才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面对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桂希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9年10月，他提笔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信，把自己在文楼村的所见所闻一并寄了出去。那位领导很快在他的信上作了批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好一些了。”桂希恩还被当地有关部门请去吃了一顿饭，但席间却受到诘问：“你一个湖北的医生，为什么要到我们河南来管艾滋病？”
桂希恩每次去上蔡都是自费，经常以干馍、凉水充饥，但对病人却充满爱心。文楼村几位艾滋病人到武汉求医，路费全由他资助；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里，却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桂希恩在自家客厅里摆了两张床，平静地把他们接到家中住宿，每日三餐，他都与5位病人同桌吃饭，与他们共用卫生间。在他的影响下，后来武汉市民为文楼村捐了10多万元……
“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配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有一次，一位护士在给病人抽血时把手扎破了，虽然经检测并没有感染，但从那以后，为了保护护士们，桂希恩开始亲自给病人抽血。在给病人检查时，他从不戴手套。有人感到疑惑，他说：“戴手套会给他们造成特殊的感觉。”
从1999年至今，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不下500人。每次这些人来，他都会资助他们去做检查，仅此一项，每人约需300元。
桂希恩还资助了58个艾滋病患者留下的孤儿。其同事说，桂大夫自己极其节俭，每月的工资除了四五百元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需要，他都会慷慨解囊。别人问起，他总说，“这些小钱，不值得去算”。
今年2月28日，他因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突出贡献，成为我国第四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领奖后，桂希恩将5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艾滋病防治工作。他说：“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他就不配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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