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sina上有一篇报道性的文章，名字叫《洛阳禁止农民进城卖桃 温家宝走访果农解决难题》（详见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60210523839.shtml）。说是温家宝总理到河南视察工作时，有果农诉苦说是政府为了"搞创建"不让果农到洛阳市区去买桃子，温家宝总理一句"就地解决"就把问题给就地解决了，果农们十分的欢喜。
总理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是值得国人欣喜的事情，总理的人格魅力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今天笔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
在读这篇文章时，有心的网友会发现些许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果农们很长时间解决不了的关乎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总理为什么会一下子给"就地解决了"，为什么洛阳市在总理发话后会连夜拿出解决方案呢，为什么李剑雷等果农对总理有着近乎疯狂似的感谢？也许讲到这里时，有人会想起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熊德明，这位同样受过总理帮助的农妇。他们的经历本质上是一样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但在我们国人对这种现象如以往欣喜地时候似乎也很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1.公民意识的薄弱，纳税人权利的自我淡漠。
前清曾以"民智未开"为作为其固守旧制的理由；"训政"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纲领里也是排在"宪政"之前的。公民意识自古就没有在我们这个君权神授的国家里发芽开花，更不要说是结果了。至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那也只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国基上的嫁接。马与驴杂交出来的是骡子，同样，中国国情与西方的民主科学"杂交"出来的也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科学了——虽然这个比喻不太雅。所以才会出现中山先生的"训政期"，才会有学者把近年出现的 "超女"现象看作是中国民间民主的呼声与萌芽。先略去讨论这些说法与做法的对与错，它们的出现就是国人的民主意识、公民概念与权利的缺失的一种侧面的反映。前一段时间吴思的《潜规则》可谓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这一本在理念上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有着很大相似性的著作的畅销，不知是国人的真正觉醒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可怜看客。总理替果农卖桃这一事件的出现，就是国人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缺乏的明证——当然这里所说的缺失，并不是指国人丝毫不懂得自身权利，而是指在具体的行动于政策的制定上所体现的还是官本位，而且这种官本位还是与国民文化水平、信息的发达程度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那句"政府就是守业人"的名言以来，关于政府的主要职责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凯恩斯主义溃退、英国撒切尔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及西方第三条道路日益盛行之后的今天，哈耶克的理论受到了人们莫大的礼遇。在推崇市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的同时，对公民的权利的追捧更甚于前，这种公民的权利就是纳税人的权利。现代国家主流的制度在洛克、卢梭等人的国家起源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同时就已经潜在地肯定了纳税人的神圣地位；相对而言，中国古代也是有交皇粮的臣民的，但他们与其说是纳税人不如说是牛马，因为他们没有与其对政府的贡献相对称的权利理念和实际的个人及公共权利。而民国初年的国人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也只能说是暂时的，就如一战中中国民族工业一样。49年新政府成立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似乎仅作为一种执政的精神理念，而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其依托。此外，执政时间过长的政党似乎对民众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感——对旧事物厌烦与对新事物好奇的人类本能使得任何政党都难逃这一畏惧感的折磨。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今年3月2日他的75岁生日上所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似乎共产党在受这种畏惧感的折磨时反映更为激烈。第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于民主观念、纳税人的权利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严酷的束缚，在中国这种束缚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达到它的高潮。
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逐步发展了民主，而且这种民主与经济共同的发展也是持续到今天的，近期的胡温新政就是这种发展延续的鲜明的标志。市场经济肯定个人的作用，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这一客观的要求就必然会带动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主人意识的兴起。但在这令人欣喜的变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清这种变化是在我们原有的民族文化与斯大林主义的杂糅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进程必然是缓慢的，效果也是渐进的。也许"民智未开"这一说法从开始就是对的，而蔡元培的文化先行的理念也是具有其深远意义的。
洛阳果农自己是不太可能获得他们在总理帮助下获得的惠民政策的，即使他们有着方面的强烈愿望并对此作了自己身为农民，身为公民的最大努力。
这里就到了笔者想谈的另一点。
2. "官员体制"与"官本位"
任何一种体制，一种观念都是与其民族自身的特点相呼应的。中国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沿革的国家。王亚南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利，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我党本着服务人民的美好理念建立并维持与改进着我们的新政府，王亚南在48年所的论述显然不是对现政府的写照。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文化、制度等等马克思者所谓的上层建筑是有着其很强的延续性的。虽在在表面上去掉了剥削的制度与理念，但是有些深层的、历史上延续下了的潜在的理念是并不随它们一起被阉割掉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制度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解决这一问题，似乎也只有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了。
为什么美国的州长可以直接的反对总统的政策，而我们这里市政决策者却靠总理的指示来服务所辖管区的权利饥渴的公民。最终的原由就是"官员制度"（笔者好像还没有在其他文章上看到过这个名词，算是一种自创吧），所谓的"官员制度"是由官员的任命、考评、升迁以及弹劾、罢免等一系列机制所构成的核心体制。在这些机制中，官员的任命是很最重要的；权利来自哪里就要为那里服务，这里的权利的来源是指的直接的来源而并不是名义上的。目前我国的官员任免体制还是以上级任命为主的，人大会的任命与监督权利大多时候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当然这一现象是在慢慢变好的，但需要不短的时间。而官员的升迁与财富获得是促进官员工作进取的有力杠杆（人性上的理想主义在实践中的接连失利使得笔者认为经验主义——并不是人性自私论，似乎更可靠）。我国的官员数量是庞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来正面地满足官员的财富欲望的，而官员升迁的大权一般都又掌握在上级手中，这两点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年来官员贪污、跑官卖官等不法现象曾出不穷也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思想上的教育与精神上的鼓励对于官员的勤政清廉是没有作用的，但要知道，官员也是人，他们中的部分在人生观上也是流俗的）。而今天所说的洛阳市政官员的行为就是我国官员升迁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的阐述。现行的官员升迁制度对于官员的服务意识是一种遏制，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集权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客观要求，而这却又在为现行的官员升迁制度张本；所以说区域自治的论调在近年来悄悄兴起又黯然离台。这是一种矛盾，是二选其一的艰难抉择，也许时间可以平息这一矛盾，因为国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是要有充足的时间作为保证的。但现而今这一矛盾该怎样的有效的遏制，就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了，也许经济的发展可以暂时性的弥补政治上的缺陷，但那也仅仅是暂时的。
（实际上造成文头所说的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笔者不才，仅列两点，抛砖引玉，敬请大家思索！）
总理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是值得国人欣喜的事情，总理的人格魅力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是，今天笔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这里。
在读这篇文章时，有心的网友会发现些许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果农们很长时间解决不了的关乎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总理为什么会一下子给"就地解决了"，为什么洛阳市在总理发话后会连夜拿出解决方案呢，为什么李剑雷等果农对总理有着近乎疯狂似的感谢？也许讲到这里时，有人会想起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熊德明，这位同样受过总理帮助的农妇。他们的经历本质上是一样的。
黑格尔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但在我们国人对这种现象如以往欣喜地时候似乎也很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1.公民意识的薄弱，纳税人权利的自我淡漠。
前清曾以"民智未开"为作为其固守旧制的理由；"训政"在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纲领里也是排在"宪政"之前的。公民意识自古就没有在我们这个君权神授的国家里发芽开花，更不要说是结果了。至于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那也只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国基上的嫁接。马与驴杂交出来的是骡子，同样，中国国情与西方的民主科学"杂交"出来的也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科学了——虽然这个比喻不太雅。所以才会出现中山先生的"训政期"，才会有学者把近年出现的 "超女"现象看作是中国民间民主的呼声与萌芽。先略去讨论这些说法与做法的对与错，它们的出现就是国人的民主意识、公民概念与权利的缺失的一种侧面的反映。前一段时间吴思的《潜规则》可谓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这一本在理念上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有着很大相似性的著作的畅销，不知是国人的真正觉醒还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可怜看客。总理替果农卖桃这一事件的出现，就是国人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缺乏的明证——当然这里所说的缺失，并不是指国人丝毫不懂得自身权利，而是指在具体的行动于政策的制定上所体现的还是官本位，而且这种官本位还是与国民文化水平、信息的发达程度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
自从亚当斯密提出那句"政府就是守业人"的名言以来，关于政府的主要职责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凯恩斯主义溃退、英国撒切尔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及西方第三条道路日益盛行之后的今天，哈耶克的理论受到了人们莫大的礼遇。在推崇市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的同时，对公民的权利的追捧更甚于前，这种公民的权利就是纳税人的权利。现代国家主流的制度在洛克、卢梭等人的国家起源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同时就已经潜在地肯定了纳税人的神圣地位；相对而言，中国古代也是有交皇粮的臣民的，但他们与其说是纳税人不如说是牛马，因为他们没有与其对政府的贡献相对称的权利理念和实际的个人及公共权利。而民国初年的国人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初步觉醒也只能说是暂时的，就如一战中中国民族工业一样。49年新政府成立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似乎仅作为一种执政的精神理念，而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作为其依托。此外，执政时间过长的政党似乎对民众有一种本能的畏惧感——对旧事物厌烦与对新事物好奇的人类本能使得任何政党都难逃这一畏惧感的折磨。正如戈尔巴乔夫在今年3月2日他的75岁生日上所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 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 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似乎共产党在受这种畏惧感的折磨时反映更为激烈。第三，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于民主观念、纳税人的权利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严酷的束缚，在中国这种束缚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达到它的高潮。
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逐步发展了民主，而且这种民主与经济共同的发展也是持续到今天的，近期的胡温新政就是这种发展延续的鲜明的标志。市场经济肯定个人的作用，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这一客观的要求就必然会带动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主人意识的兴起。但在这令人欣喜的变化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清这种变化是在我们原有的民族文化与斯大林主义的杂糅的基础上进行的，其进程必然是缓慢的，效果也是渐进的。也许"民智未开"这一说法从开始就是对的，而蔡元培的文化先行的理念也是具有其深远意义的。
洛阳果农自己是不太可能获得他们在总理帮助下获得的惠民政策的，即使他们有着方面的强烈愿望并对此作了自己身为农民，身为公民的最大努力。
这里就到了笔者想谈的另一点。
2. "官员体制"与"官本位"
任何一种体制，一种观念都是与其民族自身的特点相呼应的。中国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官僚政治沿革的国家。王亚南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利，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我党本着服务人民的美好理念建立并维持与改进着我们的新政府，王亚南在48年所的论述显然不是对现政府的写照。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文化、制度等等马克思者所谓的上层建筑是有着其很强的延续性的。虽在在表面上去掉了剥削的制度与理念，但是有些深层的、历史上延续下了的潜在的理念是并不随它们一起被阉割掉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制度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解决这一问题，似乎也只有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了。
为什么美国的州长可以直接的反对总统的政策，而我们这里市政决策者却靠总理的指示来服务所辖管区的权利饥渴的公民。最终的原由就是"官员制度"（笔者好像还没有在其他文章上看到过这个名词，算是一种自创吧），所谓的"官员制度"是由官员的任命、考评、升迁以及弹劾、罢免等一系列机制所构成的核心体制。在这些机制中，官员的任命是很最重要的；权利来自哪里就要为那里服务，这里的权利的来源是指的直接的来源而并不是名义上的。目前我国的官员任免体制还是以上级任命为主的，人大会的任命与监督权利大多时候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当然这一现象是在慢慢变好的，但需要不短的时间。而官员的升迁与财富获得是促进官员工作进取的有力杠杆（人性上的理想主义在实践中的接连失利使得笔者认为经验主义——并不是人性自私论，似乎更可靠）。我国的官员数量是庞大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通过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来正面地满足官员的财富欲望的，而官员升迁的大权一般都又掌握在上级手中，这两点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近年来官员贪污、跑官卖官等不法现象曾出不穷也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思想上的教育与精神上的鼓励对于官员的勤政清廉是没有作用的，但要知道，官员也是人，他们中的部分在人生观上也是流俗的）。而今天所说的洛阳市政官员的行为就是我国官员升迁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的阐述。现行的官员升迁制度对于官员的服务意识是一种遏制，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集权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客观要求，而这却又在为现行的官员升迁制度张本；所以说区域自治的论调在近年来悄悄兴起又黯然离台。这是一种矛盾，是二选其一的艰难抉择，也许时间可以平息这一矛盾，因为国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是要有充足的时间作为保证的。但现而今这一矛盾该怎样的有效的遏制，就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了，也许经济的发展可以暂时性的弥补政治上的缺陷，但那也仅仅是暂时的。
（实际上造成文头所说的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笔者不才，仅列两点，抛砖引玉，敬请大家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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