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屈原

毛泽东谈屈原

毛泽东对屈原理解甚深，评价很高。


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一次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毛泽东还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他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还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屈原。


毛泽东对屈原创作《离骚》作了极具个性特点的论述。1960年，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周谷城，谈话中说到《离骚》，周谷城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话，赞同司马迁说屈原写作《离骚》属于“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评说。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屈原的《天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谈着谈着，便由唐代刘禹锡的《天说》回溯到屈原《天问》，他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毛泽东对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性的论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在为印发汉代枚乘《七发》所写的按语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这里说的“骚体”指由《离骚》所开创的“赋”，它的两大文学传统：民主色彩和浪漫主义，都是由《离骚》始而逐渐形成的，屈原则是其源头。毛泽东对屈原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最为中肯的、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