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难得花费N多时间来完成的论文之一。只有经历这个过程我才明白双手不受脑袋控制的感受，简直令人抓狂。
贞节牌坊——妇女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探究
贞节牌坊，是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所受的苦难的象征之一。通过对贞节牌坊的研究，深入到古代，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并把礼教与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人格的残缺。妇女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得到的回报却是及其渺小的。在我看来，作为后代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些千千万万的妇女所做的这些牺牲，对她们的行为要高度的评价，不能让它成为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永远的忘却。
徽州，有着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程朱阙里礼仪之乡。这里曾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晋京徽班，有着令世人惊叹叫绝、独树一帜的徽州历史文化。徽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既包容并蓄、汇纳百川，又滋润万物、自成一体。徽州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引起世人无数的惊叹，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让人流连、令人魂牵梦萦的“痴绝”之处。从古至今有不少文人也受它的“牵拌”，为它付之真情。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就曾经叹道：“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可见他对徽州感情之浓烈。在这个地方也为无数诗人带来了灵感，让他们的感情恰到好处的宣泄出来。不仅让文人们有了感情升华的机会，也让更多的世人感受到这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击，也为这种感情所渲染，对徽州蒙上了难以割舍的一段情。徽州古牌坊可以说是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被誉为“古建三绝”之一，为徽州历史文化书写下瑰丽又多彩的乐章。从元开始到清，曾经建过千余座，有木质、砖质或石质的古牌坊。但是经过五六百年的风雪侵蚀，今天仍有百余座矗立于徽州的山道、村口、田野之间。穿梭于这些牌坊间，人们时而惊叹，时而深思，时而欢喜时而又悲哀。人们在惊讶于昔日这些建筑时，又不难联想起那些让人心潮跌宕的悲欢故事。从内容来看，这些牌坊包括恩赐忠烈坊、旌表节妇孝子的节效坊，有表彰先贤的功名仕科坊，有作为村落、世族、墓庐的标志坊，还有为百岁人瑞赐建的百寿坊等。
贞节牌坊是旌表贞节妇女的，从古到今，中国妇女一直是被各种所谓的贞节约束着。他们在社会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妇女在社会中处于这种次要地位的情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圣人孔子的一席“三从四德”，是从古到今无数的妇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失去了得到幸福的机会，一辈子与幸福失之交臂。而在世人看来，她们德这些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生为女子一定要做到的，虽然她们牺牲得到了如此的评价，但是细细想来在如今的社会这么大的牺牲又有几人能承担呢？对妇女进行旌表的做法，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六年，“诏赐贞女有节义谷十角斗，甄表门闾”。到了唐代，对贞节妇女“表其门闾”，采用树阙以显。而真正采用贞节树立牌坊予以旌表制度的形式则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贞节牌坊建立的方法，明代虽已成定制，但并无具体的规定。到了清代，《大清会典》中对比有了详细的方法。徽州市民自觉地把继承呵发扬“程朱理学”为己任，在封建伦理观念以及徽州固有的社会形态，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地满腹愁绪，而且铸造出一座座让人睹之“凄凄惨惨戚戚”的贞节牌坊，留下了一个个充塞血泪心酸、闻之催人泪下的贞女节妇的故事。
中国历代的诗词中送别是个永恒的主题，无法想象这些女子们是如何忍受与丈夫长期分离的孤寂心情。在当时徽州外出经商的男士较多，可能是由于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关系使得徽州的经济条件不能像其他城市一样发展，所以导致了男子外出经商的局面。外出经常有三年一归的俗例，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就阐述了作为商人妇的苦难之处：“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卖茶去”。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商人妇无限的愁思表达出来。外出学徒经商的徽州男子肩负着父老乡亲的无限期望，他们往往会怀有“动经十年不归”的有悖情理的现象。其实他们的思乡情愁也时时常绕于胸。只是在没有实现衣锦还归的壮志之前，无颜见家乡父老罢了。这就愈加苦了在家乡的留守妇女们了，长相思又寂寞无人诉是她们诉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好一点的妇女还能等到丈夫的衣锦归还，在晚年享受和丈夫团聚的幸福而短暂的生活。但是也有到死也未盼到丈夫的归来，含恨而终。有一位徽商娶妻才一月，即外出经商。徽商妇在家以刺绣为生，用积余的钱每年购得一粒珍珠藏于匣中，以记丈夫外出经商的岁月。后来丈夫终于衣锦还乡了，但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丈夫打开匣子见其中有20余粒珍珠。这是多么令人感叹的故事啊！也有一些商人妇最终盼来的只是一纸丈夫病故他乡的噩耗,真如五雷轰顶，叫人悲痛欲绝。这些苦难都加在了妇女身上，人们理解她们的无奈、心酸、孤寂与痛苦，但是没有人能帮助她们，就算她们自己也无能为力，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也只能忍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特定的风俗与伦理道德。在徽州这样的女子太多了，以至于一座座的贞节牌坊被不断的树立来旌表他们的事迹。这些个贞节牌坊孤独立在漠漠原野上，夕阳将它们黝黑的身躯染成微红，看起来像陈旧的血迹。在众牌坊中仿佛能听见嘤嘤的哭泣声。这些牌坊是女人们啼哭之声的象征，滴滴心酸都刻在这些被岁月侵蚀了的谷牌坊之上。
封建社会女子为丈夫守节是礼教所传颂的，《周礼•恒》早就说到过：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听其起来如此荒谬的事，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在唐宋时期，社会上对女子的守节问题不是看的那么重。话说一妇女先后嫁了两个丈夫，结果都死了。最后她懊丧之极，投水徇情而死。这是当时社会上“节妇”的形象。后来不知怎么的妇女守节的事，被那位冷酷的理学大师程颐一嚼舌头，就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再加上那些无聊的文人的随声附和，从而闹得沸沸扬扬，“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在这种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命运已够悲惨的女同胞，这时就更进一步被推进了漆黑的深渊。
到底是古代的妇女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想如此做，还是因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得不这么做的？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从封建社会以来传承下来的各种规定摆脱不了的枷锁。但是可悲的是许多妇女在这种简直是令人窒息的牢笼中竟浑然不知，还要让自己的后代去遵守它，如果有谁企图去打破这一规矩，她们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强烈反对的，认为这是天理不容的事，是毁坏家族名声的逆子，是有违于常理道德的，更甚是要“人人得而诛之”的。有这种惨烈的结果，有谁还敢去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效法呢？后人们只能无奈的全盘接受。造成这种情况与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女人无才便是德”使得人们认为女子学习知识是及其可耻德行为，若有有见解德女子学得了知识，更是被社会所不容。古代普通家庭的女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识字,她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无知一声。未出嫁前，她们除了在家做些粗活之外，还要学习手工细活，人们就是看手工活的精细程度来判断女子的贤惠的。而她们脑中仅有的伦理道德是由长辈教导的“三崇四德”的种种不可逾越的规矩。富家小姐除了学习手工活之外也读书识字。但是她们学习的内容都是有严格要求限制的，不是雅俗共赏的。她们所读的仅限于传统伦理道德之类的。所以说古代女子被限制了这种权力，对人格的发展和完善都有限制，很多有才华的女子也就此被埋没。这对女性的发展是及其不公平的，使得我国古代圣人、名人都是男性而少有女子。
回顾历史，在原始社会时期，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原始社会的个人根本不能单独的生存下去。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当时的人都把目光放在劳动力上。而女子是劳动力的创造者，所以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是高于男子的。虽然这种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但是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的作用不断加强，逐渐代替了妇女的地位，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退居第二位。从男子占支配地位开始，就失去了男女平等的情景。从这是开始，妇女就开始受夫权的压迫。在夏商周时期，妇女的地位虽开始下降，但由于旧的母权制的影响，祖母和母亲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妇女的地位就这样慢慢的下降了。之后的朝代中，产生了对没有社会地位的女子无数的礼教，使得妇女的生活越来越水深火热。
“三从”最早出现在《礼仪•丧服》的子夏《传》里，原文是“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早在先秦之时，女子们就在残酷礼教束缚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她们从小到大，凡是生活中发生或遇到的一切，都听命于别人，这空气有多沉闷，多压抑，可想而知。“四德”德最早出处，是在《周礼•天官》，内容包括“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四个方面。三从四德都是古代的一种女教，古代女孩儿出生第三天就要把她放到床底下去睡，并且给她玩弄砖块，就是“纺砖”的意思。这么做了那就是名声在外，屈辱远离了。丈夫不管教妻子就是威仪废缺，妻子不侍奉丈夫就是堕落。女孩子的修身和避强的法宝再也没有超过敬和顺两个字。总之，做女人要能敬能顺，知足宽裕，不和丈夫斤斤计较是非曲直。古代这种虐杀妇女的三从四德和女教虽说已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但对人们对于女子的评判是根深蒂固的，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很容易的被摒弃的。
中国缠足的陋习始于五代之末。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期，窅娘生的苗条又善于歌舞。李煜爱其美貌纳入宫中为嫔，窅娘以帛缠足作新月状，大有凌云之态。李煜看了喜不自禁，此后窅娘忍受剧痛，用白绫紧裹双足，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终于裹成了新月状。因此她获得了李煜的宠爱，竟也不惜摧残自己的肢体。但万万没想到，这不仅是她的个人悲剧，而且为后来封建统治者利用缠足摧残妇女，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北宋之后，缠足之风开始蔓延。南宋时在某些地区还有一种规定，女子要在鞋下钉上木头，使之步履有声，以防妇女被拐或私奔。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妇女，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作玩物，随着一些饱食终日、无所适时事事男士们色迷迷病态审美心里的恶性膨胀，这种陋习就产生了，缠足是束缚妇女的酷辣手段。明清两代，便是把缠足当成女性美的第一标准。可叹这种陋习，在中国竟然蔓延近千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妇人裹足的陋习才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
体现妇女地位的标志还有许多，如殉葬，古代妇女生活中最悲的现象。在奴隶社会时期，妇女的命运即使有幸不沦为奴隶，也只能说是男子的附庸或玩物，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这么残酷的手段在当时居然盛行了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多么可悲又令人愤怒的事啊！对于这种既血淋淋又浪费劳动力的行为，愚昧的人们竟毫无知觉，只有少数有远见的名人才意识到它的非人道性。还有从古以来婆媳问题一直是个棘手而叫人头痛的问题。在封建礼教束缚下，那是的婆婆似乎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女子成天要帮着婆婆，稍不顺心就有呵斥。童养熄也在妇女的历史上留下了小小的一笔。历史上虐待媳妇并拆散儿子媳妇夫妻恩爱的母亲也不少，那位焦仲卿之母，就是个有名的恶婆婆了。话说回来婆婆也是女子，为何在成为婆婆之后就开始变了性了呢？真是可悲啊，完全体现出妇女的愚昧与麻木。
谈到这，也大致了解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的情况。我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个和社会制度、经济情况、人们的认知水平程度都是分不开的。就因为我国如此的发展，才造就了一代代苦难的妇女。幸好现在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善，我们生活在还算公平的社会中，在考虑自身权力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这种苦难谁都不能承受两次。
参考书目：《中国古代妇女史》
《徽州古牌坊》
贞节牌坊——妇女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探究
贞节牌坊，是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所受的苦难的象征之一。通过对贞节牌坊的研究，深入到古代，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有个全面的了解。并把礼教与之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人格的残缺。妇女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得到的回报却是及其渺小的。在我看来，作为后代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些千千万万的妇女所做的这些牺牲，对她们的行为要高度的评价，不能让它成为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永远的忘却。
徽州，有着如诗如画的绿水青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是程朱阙里礼仪之乡。这里曾孕育出光彩夺目的晋京徽班，有着令世人惊叹叫绝、独树一帜的徽州历史文化。徽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既包容并蓄、汇纳百川，又滋润万物、自成一体。徽州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引起世人无数的惊叹，这里有着许许多多让人流连、令人魂牵梦萦的“痴绝”之处。从古至今有不少文人也受它的“牵拌”，为它付之真情。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就曾经叹道：“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可见他对徽州感情之浓烈。在这个地方也为无数诗人带来了灵感，让他们的感情恰到好处的宣泄出来。不仅让文人们有了感情升华的机会，也让更多的世人感受到这一股强烈的感情冲击，也为这种感情所渲染，对徽州蒙上了难以割舍的一段情。徽州古牌坊可以说是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被誉为“古建三绝”之一，为徽州历史文化书写下瑰丽又多彩的乐章。从元开始到清，曾经建过千余座，有木质、砖质或石质的古牌坊。但是经过五六百年的风雪侵蚀，今天仍有百余座矗立于徽州的山道、村口、田野之间。穿梭于这些牌坊间，人们时而惊叹，时而深思，时而欢喜时而又悲哀。人们在惊讶于昔日这些建筑时，又不难联想起那些让人心潮跌宕的悲欢故事。从内容来看，这些牌坊包括恩赐忠烈坊、旌表节妇孝子的节效坊，有表彰先贤的功名仕科坊，有作为村落、世族、墓庐的标志坊，还有为百岁人瑞赐建的百寿坊等。
贞节牌坊是旌表贞节妇女的，从古到今，中国妇女一直是被各种所谓的贞节约束着。他们在社会中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妇女在社会中处于这种次要地位的情况似乎有些根深蒂固，圣人孔子的一席“三从四德”，是从古到今无数的妇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失去了得到幸福的机会，一辈子与幸福失之交臂。而在世人看来，她们德这些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生为女子一定要做到的，虽然她们牺牲得到了如此的评价，但是细细想来在如今的社会这么大的牺牲又有几人能承担呢？对妇女进行旌表的做法，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安帝纪》记载，元初六年，“诏赐贞女有节义谷十角斗，甄表门闾”。到了唐代，对贞节妇女“表其门闾”，采用树阙以显。而真正采用贞节树立牌坊予以旌表制度的形式则是从明代才开始的。贞节牌坊建立的方法，明代虽已成定制，但并无具体的规定。到了清代，《大清会典》中对比有了详细的方法。徽州市民自觉地把继承呵发扬“程朱理学”为己任，在封建伦理观念以及徽州固有的社会形态，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地满腹愁绪，而且铸造出一座座让人睹之“凄凄惨惨戚戚”的贞节牌坊，留下了一个个充塞血泪心酸、闻之催人泪下的贞女节妇的故事。
中国历代的诗词中送别是个永恒的主题，无法想象这些女子们是如何忍受与丈夫长期分离的孤寂心情。在当时徽州外出经商的男士较多，可能是由于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关系使得徽州的经济条件不能像其他城市一样发展，所以导致了男子外出经商的局面。外出经常有三年一归的俗例，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就阐述了作为商人妇的苦难之处：“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卖茶去”。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商人妇无限的愁思表达出来。外出学徒经商的徽州男子肩负着父老乡亲的无限期望，他们往往会怀有“动经十年不归”的有悖情理的现象。其实他们的思乡情愁也时时常绕于胸。只是在没有实现衣锦还归的壮志之前，无颜见家乡父老罢了。这就愈加苦了在家乡的留守妇女们了，长相思又寂寞无人诉是她们诉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好一点的妇女还能等到丈夫的衣锦归还，在晚年享受和丈夫团聚的幸福而短暂的生活。但是也有到死也未盼到丈夫的归来，含恨而终。有一位徽商娶妻才一月，即外出经商。徽商妇在家以刺绣为生，用积余的钱每年购得一粒珍珠藏于匣中，以记丈夫外出经商的岁月。后来丈夫终于衣锦还乡了，但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丈夫打开匣子见其中有20余粒珍珠。这是多么令人感叹的故事啊！也有一些商人妇最终盼来的只是一纸丈夫病故他乡的噩耗,真如五雷轰顶，叫人悲痛欲绝。这些苦难都加在了妇女身上，人们理解她们的无奈、心酸、孤寂与痛苦，但是没有人能帮助她们，就算她们自己也无能为力，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也只能忍受属于那个年代的特定的风俗与伦理道德。在徽州这样的女子太多了，以至于一座座的贞节牌坊被不断的树立来旌表他们的事迹。这些个贞节牌坊孤独立在漠漠原野上，夕阳将它们黝黑的身躯染成微红，看起来像陈旧的血迹。在众牌坊中仿佛能听见嘤嘤的哭泣声。这些牌坊是女人们啼哭之声的象征，滴滴心酸都刻在这些被岁月侵蚀了的谷牌坊之上。
封建社会女子为丈夫守节是礼教所传颂的，《周礼•恒》早就说到过：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听其起来如此荒谬的事，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在唐宋时期，社会上对女子的守节问题不是看的那么重。话说一妇女先后嫁了两个丈夫，结果都死了。最后她懊丧之极，投水徇情而死。这是当时社会上“节妇”的形象。后来不知怎么的妇女守节的事，被那位冷酷的理学大师程颐一嚼舌头，就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再加上那些无聊的文人的随声附和，从而闹得沸沸扬扬，“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在这种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命运已够悲惨的女同胞，这时就更进一步被推进了漆黑的深渊。
到底是古代的妇女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想如此做，还是因为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得不这么做的？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从封建社会以来传承下来的各种规定摆脱不了的枷锁。但是可悲的是许多妇女在这种简直是令人窒息的牢笼中竟浑然不知，还要让自己的后代去遵守它，如果有谁企图去打破这一规矩，她们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强烈反对的，认为这是天理不容的事，是毁坏家族名声的逆子，是有违于常理道德的，更甚是要“人人得而诛之”的。有这种惨烈的结果，有谁还敢去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效法呢？后人们只能无奈的全盘接受。造成这种情况与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女人无才便是德”使得人们认为女子学习知识是及其可耻德行为，若有有见解德女子学得了知识，更是被社会所不容。古代普通家庭的女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识字,她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无知一声。未出嫁前，她们除了在家做些粗活之外，还要学习手工细活，人们就是看手工活的精细程度来判断女子的贤惠的。而她们脑中仅有的伦理道德是由长辈教导的“三崇四德”的种种不可逾越的规矩。富家小姐除了学习手工活之外也读书识字。但是她们学习的内容都是有严格要求限制的，不是雅俗共赏的。她们所读的仅限于传统伦理道德之类的。所以说古代女子被限制了这种权力，对人格的发展和完善都有限制，很多有才华的女子也就此被埋没。这对女性的发展是及其不公平的，使得我国古代圣人、名人都是男性而少有女子。
回顾历史，在原始社会时期，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原始社会的个人根本不能单独的生存下去。生产力的落后使得当时的人都把目光放在劳动力上。而女子是劳动力的创造者，所以当时女子的社会地位是高于男子的。虽然这种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但是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的作用不断加强，逐渐代替了妇女的地位，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退居第二位。从男子占支配地位开始，就失去了男女平等的情景。从这是开始，妇女就开始受夫权的压迫。在夏商周时期，妇女的地位虽开始下降，但由于旧的母权制的影响，祖母和母亲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妇女的地位就这样慢慢的下降了。之后的朝代中，产生了对没有社会地位的女子无数的礼教，使得妇女的生活越来越水深火热。
“三从”最早出现在《礼仪•丧服》的子夏《传》里，原文是“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早在先秦之时，女子们就在残酷礼教束缚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她们从小到大，凡是生活中发生或遇到的一切，都听命于别人，这空气有多沉闷，多压抑，可想而知。“四德”德最早出处，是在《周礼•天官》，内容包括“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四个方面。三从四德都是古代的一种女教，古代女孩儿出生第三天就要把她放到床底下去睡，并且给她玩弄砖块，就是“纺砖”的意思。这么做了那就是名声在外，屈辱远离了。丈夫不管教妻子就是威仪废缺，妻子不侍奉丈夫就是堕落。女孩子的修身和避强的法宝再也没有超过敬和顺两个字。总之，做女人要能敬能顺，知足宽裕，不和丈夫斤斤计较是非曲直。古代这种虐杀妇女的三从四德和女教虽说已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但对人们对于女子的评判是根深蒂固的，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都不能很容易的被摒弃的。
中国缠足的陋习始于五代之末。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期，窅娘生的苗条又善于歌舞。李煜爱其美貌纳入宫中为嫔，窅娘以帛缠足作新月状，大有凌云之态。李煜看了喜不自禁，此后窅娘忍受剧痛，用白绫紧裹双足，年复一年月复一月，终于裹成了新月状。因此她获得了李煜的宠爱，竟也不惜摧残自己的肢体。但万万没想到，这不仅是她的个人悲剧，而且为后来封建统治者利用缠足摧残妇女，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北宋之后，缠足之风开始蔓延。南宋时在某些地区还有一种规定，女子要在鞋下钉上木头，使之步履有声，以防妇女被拐或私奔。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妇女，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作玩物，随着一些饱食终日、无所适时事事男士们色迷迷病态审美心里的恶性膨胀，这种陋习就产生了，缠足是束缚妇女的酷辣手段。明清两代，便是把缠足当成女性美的第一标准。可叹这种陋习，在中国竟然蔓延近千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妇人裹足的陋习才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
体现妇女地位的标志还有许多，如殉葬，古代妇女生活中最悲的现象。在奴隶社会时期，妇女的命运即使有幸不沦为奴隶，也只能说是男子的附庸或玩物，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这么残酷的手段在当时居然盛行了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多么可悲又令人愤怒的事啊！对于这种既血淋淋又浪费劳动力的行为，愚昧的人们竟毫无知觉，只有少数有远见的名人才意识到它的非人道性。还有从古以来婆媳问题一直是个棘手而叫人头痛的问题。在封建礼教束缚下，那是的婆婆似乎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女子成天要帮着婆婆，稍不顺心就有呵斥。童养熄也在妇女的历史上留下了小小的一笔。历史上虐待媳妇并拆散儿子媳妇夫妻恩爱的母亲也不少，那位焦仲卿之母，就是个有名的恶婆婆了。话说回来婆婆也是女子，为何在成为婆婆之后就开始变了性了呢？真是可悲啊，完全体现出妇女的愚昧与麻木。
谈到这，也大致了解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的情况。我国古代妇女一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这个和社会制度、经济情况、人们的认知水平程度都是分不开的。就因为我国如此的发展，才造就了一代代苦难的妇女。幸好现在已经有了大大的改善，我们生活在还算公平的社会中，在考虑自身权力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这种苦难谁都不能承受两次。
参考书目：《中国古代妇女史》
《徽州古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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