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最初限定报考的年龄最高为38岁，我已超龄了；不久又放宽到40岁，我正符合。但后来宽限报考年龄的消息我当时并不知晓，因我正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同事何光荣老师特地拿着报纸到我劳动的地方告诉我可以报考的消息，于是，我决定一试。当时我正在教高三的政治课并兼一个重点班的班主任，几经申请，学校才勉强同意我报名，但不给我准备应考的时间，就连我考试那两天的课也是姚玉兰老师主动代我上的。
我报考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先生的研究生。初试下来，真没料到我在数百名应考者中居然名列前茅，被通知参加由黎澍先生主持的仅有三人的复试；我初试后提交的《试论南京条约》被评为“优“等。我是第二名进入复试的，黎澍先生在面试后告诉我：他想把三名复试者都录取了，但计划规定他只能取两名。他一再比较后，反复在三人中考虑：我在三名复试者中是年龄最大的（另两人都比我小七、八岁），我的英语又没考好，而且我在北京城内没有住房，所以，他同有关同志多次商议后，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名义，郑重推荐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人民出版社收到的被推荐者有三人，看了考卷后只约我一个去面谈。我在人民出版社没有一个熟人，连地址都不知道。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刘元彦，副主任陈汉孝和资深编辑林言椒三位同我就学术思（潮）等话题海阔天空地谈了约两个小时，内容比黎澍先生复试我时要广泛得多。他们三位到谈话室外商量之后，又约我过一天再到人民出版社看稿子。要我处理的书稿有四种类型：一是已出版的书中一部分，二是已经完成的书稿，三是书稿提纲，四是写作设想 。要我在当天写出书面意见。
经过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后，人民出版社决定录用我，他们秉公办事，几次派人事处负责同志专程到长辛店铁路中学协商调我。但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都不肯放我，幸好党支部书记战忠祥同志通情达理，思想开明，我向他和主管的二七机车厂有关领导反复申诉后，战书记终于拍板放人，条件是我必须上完高三毕业班的课，等高考之后再走；学校先将我的档案转人民出版社，但暂不转工资关系。这样，我在1978年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每周的前三天在人民出版社看书稿，而其余四天则在长辛店铁中上课（当时长辛店地区是休息星期一）。
当人民出版社派人从长辛店铁路中学拉走我的全部家当时，我回望执教16年的校园，回望着栖身多时的被何长工同志认定是毛主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时住过的小红楼时，我心中充满依依不舍之情。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从24岁到40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是我倾洒了全部青春心血的地方。在这里，我尝到了初涉社会的酸、甜、苦、辣，留给我太多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至今，我仍同几十年前的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平凡的岗位上诚实地为祖国建设做出奉献，也有的奉献之后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还有的在海内外多种领域奋力拼搏，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回想起莘莘学子，我得到了莫大的精神安慰，回想起我16年的中教生涯，我无怨无悔。我引为自豪的是，在我的人生履历上，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我报考的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先生的研究生。初试下来，真没料到我在数百名应考者中居然名列前茅，被通知参加由黎澍先生主持的仅有三人的复试；我初试后提交的《试论南京条约》被评为“优“等。我是第二名进入复试的，黎澍先生在面试后告诉我：他想把三名复试者都录取了，但计划规定他只能取两名。他一再比较后，反复在三人中考虑：我在三名复试者中是年龄最大的（另两人都比我小七、八岁），我的英语又没考好，而且我在北京城内没有住房，所以，他同有关同志多次商议后，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名义，郑重推荐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人民出版社收到的被推荐者有三人，看了考卷后只约我一个去面谈。我在人民出版社没有一个熟人，连地址都不知道。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刘元彦，副主任陈汉孝和资深编辑林言椒三位同我就学术思（潮）等话题海阔天空地谈了约两个小时，内容比黎澍先生复试我时要广泛得多。他们三位到谈话室外商量之后，又约我过一天再到人民出版社看稿子。要我处理的书稿有四种类型：一是已出版的书中一部分，二是已经完成的书稿，三是书稿提纲，四是写作设想 。要我在当天写出书面意见。
经过对我进行了口试和笔试后，人民出版社决定录用我，他们秉公办事，几次派人事处负责同志专程到长辛店铁路中学协商调我。但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都不肯放我，幸好党支部书记战忠祥同志通情达理，思想开明，我向他和主管的二七机车厂有关领导反复申诉后，战书记终于拍板放人，条件是我必须上完高三毕业班的课，等高考之后再走；学校先将我的档案转人民出版社，但暂不转工资关系。这样，我在1978年高考前的一段时间，每周的前三天在人民出版社看书稿，而其余四天则在长辛店铁中上课（当时长辛店地区是休息星期一）。
当人民出版社派人从长辛店铁路中学拉走我的全部家当时，我回望执教16年的校园，回望着栖身多时的被何长工同志认定是毛主席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时住过的小红楼时，我心中充满依依不舍之情。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从24岁到40岁，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是我倾洒了全部青春心血的地方。在这里，我尝到了初涉社会的酸、甜、苦、辣，留给我太多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至今，我仍同几十年前的学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平凡的岗位上诚实地为祖国建设做出奉献，也有的奉献之后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还有的在海内外多种领域奋力拼搏，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回想起莘莘学子，我得到了莫大的精神安慰，回想起我16年的中教生涯，我无怨无悔。我引为自豪的是，在我的人生履历上，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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