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登教坛
1962年，时值“困难时期”，大学毕业的分配成了一大难题。我们是在国庆后才接到第一批分配方案的，只有二十余名额，而我们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有九十多人。我很有幸，被首批分配了，而且是为数公几名的北京名额。
北京是大家向往的首善之区。当年暑假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兄嫂的资助下专程到北京浏览了近一月，想不到如今我成了重履京畿的幸运儿。当我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出北京站时，心里格外激动，因为我这次不再是一名游客，而是来首都定居的新北京人了。
在和平里兄长的家里休息了两天，我提着行李在永定门火车站乘车到了长辛店。长辛店这个京郊小镇因为“二七”大罢工而名扬中外，我作为学历史的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历史名地，倍感亲切。出了长辛店车站，我朝着矗立着高大烟囱的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方向，问到了长辛店铁路中学。走进了古旧的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大门，直到16年后我才离开这里。
我在大学的五年学习期内，根本没有学过教育学和进行教育实习，因为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不以培养中教师为任务。当我接受分到北京铁路局的通知时，满以为是搞文字类工作，把母亲给我的她教中学的业务书，在离开成都前都当废纸卖了。到木樨地北京铁路局报到才知道，我们分在北京铁路局的三名同学都将在局属（不限于北京市）的铁路中学当教师（钱邦经同学分在承德铁中，直至到30多年后在那里病逝）。我算最不错：分到历史最长的且有高中的长辛店铁路中学。
我原以为到中学后会有一段较为充分的备课时间，不料到校第三天就要我给初二上政治课。本来初二教材是《社会发展史》，但当时为配合形势，临时穿插讲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关天晚上我就紧张的睡不着觉。听上课预备铃响了，我就冲出教研室，别的老师赶紧喊住我：忘了带教具中印边界形势图；等我到教研室门口，又发现没拿粉笔。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着四十多名齐声高呼“老师好”的学生，我的心咚咚直跳。我不懂教课最起码的讲台站位，连“板书”、“课题”这类最基本的教学术语也不明白；刚学说的普通话更是憋得结结巴巴。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漫长。记不清怎样用了20分钟就把整节课的内容说完了，幸好多备了一节课，只好把下节课的内容提前讲了。
教课没多久，校领导就让我接初二2班的班主任。原班主任是本校初中毕业留校的体育教师，能管住学生，班上一出问题他就组织“学文件”。而我是一个生手，从未接触过心理学和教育管理学之类，刚开始我想得很简单，以为凭着我一贯的“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来对待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是游刃有余了，但没想到我这个四川小个子一上任，班里有几个男生就大闹课堂，弄得一些科任老师经常跑到我这里和教导处告状。没多久，学校领导决定对这个班进行重点整顿，而任命来主持整顿的就是刚把这个班移交给我的那名原班主任。这种安排，显然对我这名教坛新人是一个打击。我面对现实，没有消沉，我相信将来的路还很长，今后我会在吸取别人的优点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摸索，我可以胜任这项崭新的教书和教人的工作。后来16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1962年，时值“困难时期”，大学毕业的分配成了一大难题。我们是在国庆后才接到第一批分配方案的，只有二十余名额，而我们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有九十多人。我很有幸，被首批分配了，而且是为数公几名的北京名额。
北京是大家向往的首善之区。当年暑假我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兄嫂的资助下专程到北京浏览了近一月，想不到如今我成了重履京畿的幸运儿。当我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出北京站时，心里格外激动，因为我这次不再是一名游客，而是来首都定居的新北京人了。
在和平里兄长的家里休息了两天，我提着行李在永定门火车站乘车到了长辛店。长辛店这个京郊小镇因为“二七”大罢工而名扬中外，我作为学历史的人第一次来到这个历史名地，倍感亲切。出了长辛店车站，我朝着矗立着高大烟囱的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方向，问到了长辛店铁路中学。走进了古旧的长辛店铁路中学的大门，直到16年后我才离开这里。
我在大学的五年学习期内，根本没有学过教育学和进行教育实习，因为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不以培养中教师为任务。当我接受分到北京铁路局的通知时，满以为是搞文字类工作，把母亲给我的她教中学的业务书，在离开成都前都当废纸卖了。到木樨地北京铁路局报到才知道，我们分在北京铁路局的三名同学都将在局属（不限于北京市）的铁路中学当教师（钱邦经同学分在承德铁中，直至到30多年后在那里病逝）。我算最不错：分到历史最长的且有高中的长辛店铁路中学。
我原以为到中学后会有一段较为充分的备课时间，不料到校第三天就要我给初二上政治课。本来初二教材是《社会发展史》，但当时为配合形势，临时穿插讲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关天晚上我就紧张的睡不着觉。听上课预备铃响了，我就冲出教研室，别的老师赶紧喊住我：忘了带教具中印边界形势图；等我到教研室门口，又发现没拿粉笔。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着四十多名齐声高呼“老师好”的学生，我的心咚咚直跳。我不懂教课最起码的讲台站位，连“板书”、“课题”这类最基本的教学术语也不明白；刚学说的普通话更是憋得结结巴巴。教室里鸦雀无声，我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漫长。记不清怎样用了20分钟就把整节课的内容说完了，幸好多备了一节课，只好把下节课的内容提前讲了。
教课没多久，校领导就让我接初二2班的班主任。原班主任是本校初中毕业留校的体育教师，能管住学生，班上一出问题他就组织“学文件”。而我是一个生手，从未接触过心理学和教育管理学之类，刚开始我想得很简单，以为凭着我一贯的“待人以诚，与人为善”的做人原则来对待这些十四、五岁的少年是游刃有余了，但没想到我这个四川小个子一上任，班里有几个男生就大闹课堂，弄得一些科任老师经常跑到我这里和教导处告状。没多久，学校领导决定对这个班进行重点整顿，而任命来主持整顿的就是刚把这个班移交给我的那名原班主任。这种安排，显然对我这名教坛新人是一个打击。我面对现实，没有消沉，我相信将来的路还很长，今后我会在吸取别人的优点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摸索，我可以胜任这项崭新的教书和教人的工作。后来16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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