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文化背景
如今未安兄弟的第二本书要与大家见面了。书，是写书人的“孩子”，尽管是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尽管他可以不断地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从他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本质上就不由生产者了。这里面有太必然的“基因遗传”，有太强的谁不由谁的惯性。未安的书也一样，有着他自己不易改变的思想和风格，还是让它去接受大家的阅读和评论吧，我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的，这就是关于他的思路和本书的基本构架。我想对此交代一点文化背景。
七十年代，在“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艰难守势中，穆斯林思想家和复兴家们回顾了西方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初较量，目睹了东西方的冷战高潮。最后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宣言结束。战败的“东方”，以思想和精神领域的大幅退让最后给自己划上了句号。退让出来的领域则迅速被传统文化和民主政体所占领。于是，历史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伊斯兰文化、西方及基督教文化、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重新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文化格局。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不失为一种符合事实的洞见。世界文化格局的三足之势，从表象上看，好像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但实质上历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直至你们相互认识，的确，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对信仰最忠实的人...”（古兰经49：1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信息的快速传递，世界各民族实现了“相互认识”，人类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交流。如果百年前的文化格局中，各文化圈还相对孤立的话，那么现在的各文化圈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缠连，相互渗透。于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了比较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文化和宗教的比较。随着人们比较意识的提高，宗教比较学成了人类各文化圈里重要的学术基地（如研究所，各大学）里的重要学科；各文化主体也都纷纷表示要与别的文化（宗教）进行对话。伊朗现任文人总统哈塔米则最先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了“各文明间应进行对话”的口号。
随着对人类历史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作为文本的《古兰经》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现状的展示环环相扣，节节合拍。从远古开始的、近代实现的各民族的“相互认识”（即人类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相互渗透）即是对《古兰经》文本的最好注释，是经文意义的最佳展现。这节经文中所蕴涵的比较意识、竞争意识和趋同意识则是对各文化主流载体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揭示。比较意识的背后是竞争意识。文化比较的背后是文化竞争；宗教比较的背后是宗教竞争。于是，各文化（宗教）群体在呼应与对手对话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挖掘自己文化的最大潜力，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以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中的最优势文化。而最后，究竟谁会成为引导人类走向趋同的最优胜文化？我们相信《古兰经》文本的同时，也只有等待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待《古兰经》意义的进一步展示了。
随着人类文化“三足之势”的再次形成，使得一些学者，基于浓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大胆地对人类文化和与之相连带的政治格局发出了略显毛躁的预言。风靡一时的亨廷顿理论虽暂停喧嚣，但作为资深的美国政治顾问，其理论确实是引起了西方权力机构和文化阵营的高度文化警觉。其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连手对付西方”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的某种紧张心态。于是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先找谁下手呢？其实他们也很明白：所谓“儒家文化圈”只是具有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已，从文化上已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同时他们认为：最难以对付的文化“威胁”是伊斯兰。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出台不过才十年光景，具有强烈文化（宗教）关怀的美国总统布什与英国连手“解决”了前阿富汗以后，又以对萨达姆反人类罪的指控为名开始了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不顾联合国和全人类的反对，不顾西方“民主、自由、法制”体现者和守护者形象的破坏，悍然出兵伊拉克，要将穆斯林世界的“问题”永久解决。这种冒人类之大不韪的莽撞行为，除了“抽别人的血液，以壮自己的身体”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是否也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竞争意识和紧张心态？从布什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意识看，从后来联合西方各主要国家首脑制定的“大中东”计划看，其发动对阿富汗动武时的“新十字军”的“口误”其实是言不由衷的潜意识情结的表露。当时，海南大学一位教授就批评布什说“布什真是愚蠢透顶，难道他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是以残败而告终的吗？”布什岂能不知道？只是他和西方一些持“绿色威胁”论的人，其心态与情结已与他们十字军的祖先相通相连，所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尽管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穆斯林学者们，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将所谓“恐怖主义”的短暂行为与一种伟大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英美领导人在得意地痛斥“恐怖主义”时无不具有含沙射影之意。透过世俗繁荣的表象，现在的西方似乎笼罩着一种与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前夜的西方世界一样的不祥之兆，表露了与之相类似的文化（宗教）的紧张感和失败情绪。当时的西方，由于经济的落后带动起文化的紧张情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开始了。这种以文化失败情绪为推动力的野蛮征战，两百年后又以文化的惨败结束了。如今的西方与当时的西方何等相似！所不同的是经济的表面繁荣（而实际在滑落）。
尽管，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军事的扩张，但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十字军东征，成了伊斯兰对西方产生影响从而有了“文艺复兴”的媒介之一；蒙古人西征，使伊斯兰传播得更远；在中国，历次少数民族政权上的得势，没能抵挡得了文化上的彻底被同化，也说明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正因为此，穆斯林世界在面对猛烈的军事打击，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时，却能持久地保持一种文化自信。
世界文化的“三足鼎立”中，儒家文化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尽管新儒家的主张已传承了几个学代，但，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来再经过文革，中国人从文化界到现实社会已整体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抛弃。随着冷战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尽管政权还在延续，旗帜还在飘扬，但在思想文化上，学者们已启用了“共产主义后”的概念。
世界文化碰撞、交汇潮流的迭起和延续，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形成了国内“三足鼎立之势”。当然，与“三足之势”的客观性相比，文化交流的主观性显得相当消极和滞后。中国至今还没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办的三方文化交流活动，更谈不上推动什么潮流了。
中国“三足鼎立”的文化主体是：儒道释传统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从文化界来讲，传统文化的再提是后现代处境中出现的一种情绪化复古和回归，更大意义上是对一种失落感的补充；基督教由于西方的支持和推动显得非常活跃；而伊斯兰则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作为文化对话的一方一直到不了位。前二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如冯友兰、唐君毅、汤一介、杜维明等新儒家；如何光沪、刘小枫等基督教代言人；而伊斯兰方面，除了社科院一些隔靴搔痒的文章和民间（包括只流传于民间）的几本不错的书本以外，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还继续缺席着。
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了有明确宗教、文化身份归属的人和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很多没有或没表明身份归属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鲁迅一代对“吃人的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文革中全民失控，全民犯罪现象进行了反思。在对政治化礼教的奴役和暴民行为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他们追寻一种基于信仰的爱，或基于爱的信仰。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潇汉、赵鑫珊等，有少壮派摩罗等。
中国先锋派（或具有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注意到了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价值，他们大都把这种信仰提高到了中国文化重建和全民能否健康生活的价值高度。
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对信仰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尽管他们将“信仰”更多地贴上基督的标签而加以论述，但其实质概念其实是一种中性化的、类似于《古兰经》中“人类的主宰是一个主”的概念、是一种纯粹相对于无神论的有神信仰。在对信仰的追问中他们还在水面上浮游，还没有达到、目前也不太可能达到宗教比较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往往被狂热的基督教势力所拉拢。尽管他们（包括文化基督徒）努力地想与那些人拉开应有的距离，但知识分子们所追求、所追问、所阐述的信仰－－“灵魂之家”要坐落在哪里？这还是个有待重视的悬念。所以我们与知识分子搭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张承志曾经对中国文坛有过一阵冲击，但因其“著作中只有无尽的礼仪，而看不到教义的展开”（一批评者语），从而没有引起文化界的普遍重视。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承志，对业已形成的冲击，进行再冲击，所以，实际上我们还继续缺席着。
基于以上认识，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作品，其内容如何另当别论。而拥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交流和比较背景下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像一位北大中文系一个博士生说的话：“应该多出伊斯兰方面的书，要让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究竟什么是伊斯兰？” 我相信，未安兄弟，无论其曾经的文化背景（汉族穆斯林），还是其阅读和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会使他自己具有一种文化交流和宗教比较的意识。而他的基于这种意识的写作则具有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价值。在这种前提下，他对伊斯兰信仰的阐述则会更具说服力。相信广大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阅读体验。
写作大背景
如今未安兄弟的第二本书要与大家见面了。书，是写书人的“孩子”，尽管是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尽管他可以不断地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从他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本质上就不由生产者了。这里面有太必然的“基因遗传”，有太强的谁不由谁的惯性。未安的书也一样，有着他自己不易改变的思想和风格，还是让它去接受大家的阅读和评论吧，我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的，这就是关于他的思路和本书的基本构架。我想对此交代一点文化背景。
七十年代，在“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艰难守势中，穆斯林思想家和复兴家们回顾了西方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初较量，目睹了东西方的冷战高潮。最后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宣言结束。战败的“东方”，以思想和精神领域的大幅退让最后给自己划上了句号。退让出来的领域则迅速被传统文化和民主政体所占领。于是，历史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伊斯兰文化、西方及基督教文化、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重新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文化格局。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不失为一种符合事实的洞见。世界文化格局的三足之势，从表象上看，好像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但实质上历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直至你们相互认识，的确，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对信仰最忠实的人...”（古兰经49：1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信息的快速传递，世界各民族实现了“相互认识”，人类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交流。如果百年前的文化格局中，各文化圈还相对孤立的话，那么现在的各文化圈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缠连，相互渗透。于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了比较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文化和宗教的比较。随着人们比较意识的提高，宗教比较学成了人类各文化圈里重要的学术基地（如研究所，各大学）里的重要学科；各文化主体也都纷纷表示要与别的文化（宗教）进行对话。伊朗现任文人总统哈塔米则最先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了“各文明间应进行对话”的口号。
随着对人类历史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作为文本的《古兰经》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现状的展示环环相扣，节节合拍。从远古开始的、近代实现的各民族的“相互认识”（即人类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相互渗透）即是对《古兰经》文本的最好注释，是经文意义的最佳展现。这节经文中所蕴涵的比较意识、竞争意识和趋同意识则是对各文化主流载体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揭示。比较意识的背后是竞争意识。文化比较的背后是文化竞争；宗教比较的背后是宗教竞争。于是，各文化（宗教）群体在呼应与对手对话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挖掘自己文化的最大潜力，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以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中的最优势文化。而最后，究竟谁会成为引导人类走向趋同的最优胜文化？我们相信《古兰经》文本的同时，也只有等待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待《古兰经》意义的进一步展示了。
随着人类文化“三足之势”的再次形成，使得一些学者，基于浓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大胆地对人类文化和与之相连带的政治格局发出了略显毛躁的预言。风靡一时的亨廷顿理论虽暂停喧嚣，但作为资深的美国政治顾问，其理论确实是引起了西方权力机构和文化阵营的高度文化警觉。其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连手对付西方”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的某种紧张心态。于是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先找谁下手呢？其实他们也很明白：所谓“儒家文化圈”只是具有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已，从文化上已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同时他们认为：最难以对付的文化“威胁”是伊斯兰。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出台不过才十年光景，具有强烈文化（宗教）关怀的美国总统布什与英国连手“解决”了前阿富汗以后，又以对萨达姆反人类罪的指控为名开始了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不顾联合国和全人类的反对，不顾西方“民主、自由、法制”体现者和守护者形象的破坏，悍然出兵伊拉克，要将穆斯林世界的“问题”永久解决。这种冒人类之大不韪的莽撞行为，除了“抽别人的血液，以壮自己的身体”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是否也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竞争意识和紧张心态？从布什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意识看，从后来联合西方各主要国家首脑制定的“大中东”计划看，其发动对阿富汗动武时的“新十字军”的“口误”其实是言不由衷的潜意识情结的表露。当时，海南大学一位教授就批评布什说“布什真是愚蠢透顶，难道他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是以残败而告终的吗？”布什岂能不知道？只是他和西方一些持“绿色威胁”论的人，其心态与情结已与他们十字军的祖先相通相连，所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尽管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穆斯林学者们，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将所谓“恐怖主义”的短暂行为与一种伟大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英美领导人在得意地痛斥“恐怖主义”时无不具有含沙射影之意。透过世俗繁荣的表象，现在的西方似乎笼罩着一种与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前夜的西方世界一样的不祥之兆，表露了与之相类似的文化（宗教）的紧张感和失败情绪。当时的西方，由于经济的落后带动起文化的紧张情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开始了。这种以文化失败情绪为推动力的野蛮征战，两百年后又以文化的惨败结束了。如今的西方与当时的西方何等相似！所不同的是经济的表面繁荣（而实际在滑落）。
尽管，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军事的扩张，但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十字军东征，成了伊斯兰对西方产生影响从而有了“文艺复兴”的媒介之一；蒙古人西征，使伊斯兰传播得更远；在中国，历次少数民族政权上的得势，没能抵挡得了文化上的彻底被同化，也说明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正因为此，穆斯林世界在面对猛烈的军事打击，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时，却能持久地保持一种文化自信。
世界文化的“三足鼎立”中，儒家文化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尽管新儒家的主张已传承了几个学代，但，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来再经过文革，中国人从文化界到现实社会已整体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抛弃。随着冷战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尽管政权还在延续，旗帜还在飘扬，但在思想文化上，学者们已启用了“共产主义后”的概念。
世界文化碰撞、交汇潮流的迭起和延续，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形成了国内“三足鼎立之势”。当然，与“三足之势”的客观性相比，文化交流的主观性显得相当消极和滞后。中国至今还没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办的三方文化交流活动，更谈不上推动什么潮流了。
中国“三足鼎立”的文化主体是：儒道释传统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从文化界来讲，传统文化的再提是后现代处境中出现的一种情绪化复古和回归，更大意义上是对一种失落感的补充；基督教由于西方的支持和推动显得非常活跃；而伊斯兰则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作为文化对话的一方一直到不了位。前二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如冯友兰、唐君毅、汤一介、杜维明等新儒家；如何光沪、刘小枫等基督教代言人；而伊斯兰方面，除了社科院一些隔靴搔痒的文章和民间（包括只流传于民间）的几本不错的书本以外，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还继续缺席着。
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了有明确宗教、文化身份归属的人和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很多没有或没表明身份归属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鲁迅一代对“吃人的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文革中全民失控，全民犯罪现象进行了反思。在对政治化礼教的奴役和暴民行为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他们追寻一种基于信仰的爱，或基于爱的信仰。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潇汉、赵鑫珊等，有少壮派摩罗等。
中国先锋派（或具有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注意到了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价值，他们大都把这种信仰提高到了中国文化重建和全民能否健康生活的价值高度。
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对信仰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尽管他们将“信仰”更多地贴上基督的标签而加以论述，但其实质概念其实是一种中性化的、类似于《古兰经》中“人类的主宰是一个主”的概念、是一种纯粹相对于无神论的有神信仰。在对信仰的追问中他们还在水面上浮游，还没有达到、目前也不太可能达到宗教比较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往往被狂热的基督教势力所拉拢。尽管他们（包括文化基督徒）努力地想与那些人拉开应有的距离，但知识分子们所追求、所追问、所阐述的信仰－－“灵魂之家”要坐落在哪里？这还是个有待重视的悬念。所以我们与知识分子搭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张承志曾经对中国文坛有过一阵冲击，但因其“著作中只有无尽的礼仪，而看不到教义的展开”（一批评者语），从而没有引起文化界的普遍重视。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承志，对业已形成的冲击，进行再冲击，所以，实际上我们还继续缺席着。
基于以上认识，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作品，其内容如何另当别论。而拥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交流和比较背景下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像一位北大中文系一个博士生说的话：“应该多出伊斯兰方面的书，要让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究竟什么是伊斯兰？” 我相信，未安兄弟，无论其曾经的文化背景（汉族穆斯林），还是其阅读和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会使他自己具有一种文化交流和宗教比较的意识。而他的基于这种意识的写作则具有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价值。在这种前提下，他对伊斯兰信仰的阐述则会更具说服力。相信广大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阅读体验。
作者：睿利 回复日期：2004-8-15 13:43:39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如今未安兄弟的第二本书要与大家见面了。书，是写书人的“孩子”，尽管是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尽管他可以不断地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从他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本质上就不由生产者了。这里面有太必然的“基因遗传”，有太强的谁不由谁的惯性。未安的书也一样，有着他自己不易改变的思想和风格，还是让它去接受大家的阅读和评论吧，我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的，这就是关于他的思路和本书的基本构架。我想对此交代一点文化背景。
七十年代，在“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艰难守势中，穆斯林思想家和复兴家们回顾了西方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初较量，目睹了东西方的冷战高潮。最后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宣言结束。战败的“东方”，以思想和精神领域的大幅退让最后给自己划上了句号。退让出来的领域则迅速被传统文化和民主政体所占领。于是，历史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伊斯兰文化、西方及基督教文化、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重新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文化格局。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不失为一种符合事实的洞见。世界文化格局的三足之势，从表象上看，好像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但实质上历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直至你们相互认识，的确，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对信仰最忠实的人...”（古兰经49：1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信息的快速传递，世界各民族实现了“相互认识”，人类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交流。如果百年前的文化格局中，各文化圈还相对孤立的话，那么现在的各文化圈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缠连，相互渗透。于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了比较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文化和宗教的比较。随着人们比较意识的提高，宗教比较学成了人类各文化圈里重要的学术基地（如研究所，各大学）里的重要学科；各文化主体也都纷纷表示要与别的文化（宗教）进行对话。伊朗现任文人总统哈塔米则最先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了“各文明间应进行对话”的口号。
随着对人类历史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作为文本的《古兰经》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现状的展示环环相扣，节节合拍。从远古开始的、近代实现的各民族的“相互认识”（即人类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相互渗透）即是对《古兰经》文本的最好注释，是经文意义的最佳展现。这节经文中所蕴涵的比较意识、竞争意识和趋同意识则是对各文化主流载体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揭示。比较意识的背后是竞争意识。文化比较的背后是文化竞争；宗教比较的背后是宗教竞争。于是，各文化（宗教）群体在呼应与对手对话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挖掘自己文化的最大潜力，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以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中的最优势文化。而最后，究竟谁会成为引导人类走向趋同的最优胜文化？我们相信《古兰经》文本的同时，也只有等待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待《古兰经》意义的进一步展示了。
随着人类文化“三足之势”的再次形成，使得一些学者，基于浓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大胆地对人类文化和与之相连带的政治格局发出了略显毛躁的预言。风靡一时的亨廷顿理论虽暂停喧嚣，但作为资深的美国政治顾问，其理论确实是引起了西方权力机构和文化阵营的高度文化警觉。其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连手对付西方”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的某种紧张心态。于是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先找谁下手呢？其实他们也很明白：所谓“儒家文化圈”只是具有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已，从文化上已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同时他们认为：最难以对付的文化“威胁”是伊斯兰。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出台不过才十年光景，具有强烈文化（宗教）关怀的美国总统布什与英国连手“解决”了前阿富汗以后，又以对萨达姆反人类罪的指控为名开始了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不顾联合国和全人类的反对，不顾西方“民主、自由、法制”体现者和守护者形象的破坏，悍然出兵伊拉克，要将穆斯林世界的“问题”永久解决。这种冒人类之大不韪的莽撞行为，除了“抽别人的血液，以壮自己的身体”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是否也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竞争意识和紧张心态？从布什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意识看，从后来联合西方各主要国家首脑制定的“大中东”计划看，其发动对阿富汗动武时的“新十字军”的“口误”其实是言不由衷的潜意识情结的表露。当时，海南大学一位教授就批评布什说“布什真是愚蠢透顶，难道他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是以残败而告终的吗？”布什岂能不知道？只是他和西方一些持“绿色威胁”论的人，其心态与情结已与他们十字军的祖先相通相连，所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尽管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穆斯林学者们，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将所谓“恐怖主义”的短暂行为与一种伟大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英美领导人在得意地痛斥“恐怖主义”时无不具有含沙射影之意。透过世俗繁荣的表象，现在的西方似乎笼罩着一种与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前夜的西方世界一样的不祥之兆，表露了与之相类似的文化（宗教）的紧张感和失败情绪。当时的西方，由于经济的落后带动起文化的紧张情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开始了。这种以文化失败情绪为推动力的野蛮征战，两百年后又以文化的惨败结束了。如今的西方与当时的西方何等相似！所不同的是经济的表面繁荣（而实际在滑落）。
尽管，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军事的扩张，但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十字军东征，成了伊斯兰对西方产生影响从而有了“文艺复兴”的媒介之一；蒙古人西征，使伊斯兰传播得更远；在中国，历次少数民族政权上的得势，没能抵挡得了文化上的彻底被同化，也说明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正因为此，穆斯林世界在面对猛烈的军事打击，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时，却能持久地保持一种文化自信。
世界文化的“三足鼎立”中，儒家文化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尽管新儒家的主张已传承了几个学代，但，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来再经过文革，中国人从文化界到现实社会已整体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抛弃。随着冷战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尽管政权还在延续，旗帜还在飘扬，但在思想文化上，学者们已启用了“共产主义后”的概念。
世界文化碰撞、交汇潮流的迭起和延续，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形成了国内“三足鼎立之势”。当然，与“三足之势”的客观性相比，文化交流的主观性显得相当消极和滞后。中国至今还没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办的三方文化交流活动，更谈不上推动什么潮流了。
中国“三足鼎立”的文化主体是：儒道释传统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从文化界来讲，传统文化的再提是后现代处境中出现的一种情绪化复古和回归，更大意义上是对一种失落感的补充；基督教由于西方的支持和推动显得非常活跃；而伊斯兰则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作为文化对话的一方一直到不了位。前二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如冯友兰、唐君毅、汤一介、杜维明等新儒家；如何光沪、刘小枫等基督教代言人；而伊斯兰方面，除了社科院一些隔靴搔痒的文章和民间（包括只流传于民间）的几本不错的书本以外，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还继续缺席着。
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了有明确宗教、文化身份归属的人和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很多没有或没表明身份归属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鲁迅一代对“吃人的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文革中全民失控，全民犯罪现象进行了反思。在对政治化礼教的奴役和暴民行为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他们追寻一种基于信仰的爱，或基于爱的信仰。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潇汉、赵鑫珊等，有少壮派摩罗等。
中国先锋派（或具有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注意到了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价值，他们大都把这种信仰提高到了中国文化重建和全民能否健康生活的价值高度。
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对信仰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尽管他们将“信仰”更多地贴上基督的标签而加以论述，但其实质概念其实是一种中性化的、类似于《古兰经》中“人类的主宰是一个主”的概念、是一种纯粹相对于无神论的有神信仰。在对信仰的追问中他们还在水面上浮游，还没有达到、目前也不太可能达到宗教比较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往往被狂热的基督教势力所拉拢。尽管他们（包括文化基督徒）努力地想与那些人拉开应有的距离，但知识分子们所追求、所追问、所阐述的信仰－－“灵魂之家”要坐落在哪里？这还是个有待重视的悬念。所以我们与知识分子搭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张承志曾经对中国文坛有过一阵冲击，但因其“著作中只有无尽的礼仪，而看不到教义的展开”（一批评者语），从而没有引起文化界的普遍重视。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承志，对业已形成的冲击，进行再冲击，所以，实际上我们还继续缺席着。
基于以上认识，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作品，其内容如何另当别论。而拥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交流和比较背景下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像一位北大中文系一个博士生说的话：“应该多出伊斯兰方面的书，要让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究竟什么是伊斯兰？” 我相信，未安兄弟，无论其曾经的文化背景（汉族穆斯林），还是其阅读和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会使他自己具有一种文化交流和宗教比较的意识。而他的基于这种意识的写作则具有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价值。在这种前提下，他对伊斯兰信仰的阐述则会更具说服力。相信广大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阅读体验。
写作大背景
如今未安兄弟的第二本书要与大家见面了。书，是写书人的“孩子”，尽管是生产与被生产的关系；尽管他可以不断地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从他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本质上就不由生产者了。这里面有太必然的“基因遗传”，有太强的谁不由谁的惯性。未安的书也一样，有着他自己不易改变的思想和风格，还是让它去接受大家的阅读和评论吧，我不想多说。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的，这就是关于他的思路和本书的基本构架。我想对此交代一点文化背景。
七十年代，在“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艰难守势中，穆斯林思想家和复兴家们回顾了西方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初较量，目睹了东西方的冷战高潮。最后以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宣言结束。战败的“东方”，以思想和精神领域的大幅退让最后给自己划上了句号。退让出来的领域则迅速被传统文化和民主政体所占领。于是，历史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伊斯兰文化、西方及基督教文化、以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重新形成三足鼎立的世界文化格局。人类历史“螺旋式上升”的说法，不失为一种符合事实的洞见。世界文化格局的三足之势，从表象上看，好像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但实质上历史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使你们成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直至你们相互认识，的确，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对信仰最忠实的人...”（古兰经49：1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信息的快速传递，世界各民族实现了“相互认识”，人类文化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和交流。如果百年前的文化格局中，各文化圈还相对孤立的话，那么现在的各文化圈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缠连，相互渗透。于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了比较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文化和宗教的比较。随着人们比较意识的提高，宗教比较学成了人类各文化圈里重要的学术基地（如研究所，各大学）里的重要学科；各文化主体也都纷纷表示要与别的文化（宗教）进行对话。伊朗现任文人总统哈塔米则最先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了“各文明间应进行对话”的口号。
随着对人类历史的观察研究，我们发现，作为文本的《古兰经》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社会现状的展示环环相扣，节节合拍。从远古开始的、近代实现的各民族的“相互认识”（即人类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比较、相互渗透）即是对《古兰经》文本的最好注释，是经文意义的最佳展现。这节经文中所蕴涵的比较意识、竞争意识和趋同意识则是对各文化主流载体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揭示。比较意识的背后是竞争意识。文化比较的背后是文化竞争；宗教比较的背后是宗教竞争。于是，各文化（宗教）群体在呼应与对手对话的同时，也在努力地挖掘自己文化的最大潜力，发挥其最大的优势，以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中的最优势文化。而最后，究竟谁会成为引导人类走向趋同的最优胜文化？我们相信《古兰经》文本的同时，也只有等待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等待《古兰经》意义的进一步展示了。
随着人类文化“三足之势”的再次形成，使得一些学者，基于浓烈的文化竞争意识，大胆地对人类文化和与之相连带的政治格局发出了略显毛躁的预言。风靡一时的亨廷顿理论虽暂停喧嚣，但作为资深的美国政治顾问，其理论确实是引起了西方权力机构和文化阵营的高度文化警觉。其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连手对付西方”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的某种紧张心态。于是他们准备先下手为强。先找谁下手呢？其实他们也很明白：所谓“儒家文化圈”只是具有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已，从文化上已构不成对西方的威胁。同时他们认为：最难以对付的文化“威胁”是伊斯兰。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出台不过才十年光景，具有强烈文化（宗教）关怀的美国总统布什与英国连手“解决”了前阿富汗以后，又以对萨达姆反人类罪的指控为名开始了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不顾联合国和全人类的反对，不顾西方“民主、自由、法制”体现者和守护者形象的破坏，悍然出兵伊拉克，要将穆斯林世界的“问题”永久解决。这种冒人类之大不韪的莽撞行为，除了“抽别人的血液，以壮自己的身体”的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外，是否也表达了一种文化的竞争意识和紧张心态？从布什的文化背景和宗教意识看，从后来联合西方各主要国家首脑制定的“大中东”计划看，其发动对阿富汗动武时的“新十字军”的“口误”其实是言不由衷的潜意识情结的表露。当时，海南大学一位教授就批评布什说“布什真是愚蠢透顶，难道他不知道十字军东征是以残败而告终的吗？”布什岂能不知道？只是他和西方一些持“绿色威胁”论的人，其心态与情结已与他们十字军的祖先相通相连，所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尽管联合国等各种国际组织以及各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穆斯林学者们，警告美国领导人不要将所谓“恐怖主义”的短暂行为与一种伟大的宗教和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英美领导人在得意地痛斥“恐怖主义”时无不具有含沙射影之意。透过世俗繁荣的表象，现在的西方似乎笼罩着一种与几百年前十字军东征前夜的西方世界一样的不祥之兆，表露了与之相类似的文化（宗教）的紧张感和失败情绪。当时的西方，由于经济的落后带动起文化的紧张情绪，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开始了。这种以文化失败情绪为推动力的野蛮征战，两百年后又以文化的惨败结束了。如今的西方与当时的西方何等相似！所不同的是经济的表面繁荣（而实际在滑落）。
尽管，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军事的扩张，但文化的发展自有其规律。十字军东征，成了伊斯兰对西方产生影响从而有了“文艺复兴”的媒介之一；蒙古人西征，使伊斯兰传播得更远；在中国，历次少数民族政权上的得势，没能抵挡得了文化上的彻底被同化，也说明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正因为此，穆斯林世界在面对猛烈的军事打击，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时，却能持久地保持一种文化自信。
世界文化的“三足鼎立”中，儒家文化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尽管新儒家的主张已传承了几个学代，但，从辛亥革命和“五四”以来再经过文革，中国人从文化界到现实社会已整体地将传统（儒家）文化抛弃。随着冷战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尽管政权还在延续，旗帜还在飘扬，但在思想文化上，学者们已启用了“共产主义后”的概念。
世界文化碰撞、交汇潮流的迭起和延续，推动了中国境内各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形成了国内“三足鼎立之势”。当然，与“三足之势”的客观性相比，文化交流的主观性显得相当消极和滞后。中国至今还没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办的三方文化交流活动，更谈不上推动什么潮流了。
中国“三足鼎立”的文化主体是：儒道释传统文化，基督教和伊斯兰。从文化界来讲，传统文化的再提是后现代处境中出现的一种情绪化复古和回归，更大意义上是对一种失落感的补充；基督教由于西方的支持和推动显得非常活跃；而伊斯兰则基本上只是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作为文化对话的一方一直到不了位。前二者都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如冯友兰、唐君毅、汤一介、杜维明等新儒家；如何光沪、刘小枫等基督教代言人；而伊斯兰方面，除了社科院一些隔靴搔痒的文章和民间（包括只流传于民间）的几本不错的书本以外，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还继续缺席着。
中国知识分子中，除了有明确宗教、文化身份归属的人和自由主义者以外，还有很多没有或没表明身份归属的文化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鲁迅一代对“吃人的礼教”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文革中全民失控，全民犯罪现象进行了反思。在对政治化礼教的奴役和暴民行为的双重反思基础之上。他们追寻一种基于信仰的爱，或基于爱的信仰。这些人中有著名的潇汉、赵鑫珊等，有少壮派摩罗等。
中国先锋派（或具有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注意到了具有终极关怀的信仰价值，他们大都把这种信仰提高到了中国文化重建和全民能否健康生活的价值高度。
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文化基督徒）对信仰问题讨论得很热烈，尽管他们将“信仰”更多地贴上基督的标签而加以论述，但其实质概念其实是一种中性化的、类似于《古兰经》中“人类的主宰是一个主”的概念、是一种纯粹相对于无神论的有神信仰。在对信仰的追问中他们还在水面上浮游，还没有达到、目前也不太可能达到宗教比较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往往被狂热的基督教势力所拉拢。尽管他们（包括文化基督徒）努力地想与那些人拉开应有的距离，但知识分子们所追求、所追问、所阐述的信仰－－“灵魂之家”要坐落在哪里？这还是个有待重视的悬念。所以我们与知识分子搭界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张承志曾经对中国文坛有过一阵冲击，但因其“著作中只有无尽的礼仪，而看不到教义的展开”（一批评者语），从而没有引起文化界的普遍重视。也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承志，对业已形成的冲击，进行再冲击，所以，实际上我们还继续缺席着。
基于以上认识，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作品，其内容如何另当别论。而拥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交流和比较背景下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像一位北大中文系一个博士生说的话：“应该多出伊斯兰方面的书，要让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究竟什么是伊斯兰？” 我相信，未安兄弟，无论其曾经的文化背景（汉族穆斯林），还是其阅读和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会使他自己具有一种文化交流和宗教比较的意识。而他的基于这种意识的写作则具有更普遍的文化交流价值。在这种前提下，他对伊斯兰信仰的阐述则会更具说服力。相信广大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阅读体验。
作者：睿利 回复日期：2004-8-15 13:43:39
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席，于他们是遗憾，于我们则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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